编者按：

　　1999年10月9日，作者随江苏省赣榆县徐山乡姚各布村的四个村民，来首都北京。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他 走遍了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附近的4个京郊村庄。在那里，作者结识了许多北京人和全国各地汇聚来的打工者，采访了他们 发财的奥秘和艰难的创业历程。虽然打工部落的生活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但是，少有研究者能够深入其中了解他们的真实生存 状况，反映他们的酸甜苦辣。本文第一次为这一鲜为人知的灰色地带，提供了鲜活、详实的记述。

　　北京南站。走下了连云港开往北京的大客车，沿西长安街延伸，车行约一小时，过八宝山人民公墓的门口不远， 到达了我们打工者的目的地--北京石景山区八宝山上庄的一个大杂院。

　　这个大院是由过去的养殖场改建的，里面出租的小房像蜂窝般密集。房屋大都低矮简陋，院子卫生条件较差，特 别是盛夏，粪便、破烂臭味冲天，蚊虫乱飞。

　　这是来京打工的农民聚居的地方，有人称它为京都打工者的“贫民窟”。过去，这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养殖场，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养殖很不景气，厂负责人为了支付退休工人的工资，只好把厂承包给来京打工的两个苏北农 民。

　　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全国各地民工纷纷涌到京都淘金。无论谁进城，先要有个栖身之地。可到京后大多农民腰 包干瘪，昂贵的旅馆，显然不是他们消费得起的。

　　看到民工无头苍蝇一样乱闯，还很难落脚，养殖场承包者灵机一动，便把厂子稍作修建，变成百十间小型出租房 。比如在北京八宝山南市场繁华一些的鲁谷，一般每间房的月租为250元，而养殖场却以每间月50元的优惠价出租。价格 便宜，吸引打工者蜂拥而至，特别是双双出来打工的小夫妻。而两个苏北承包人，光靠出租小房，每人每年纯收入可达到3至 5万元。

　　在这个大杂院里，来自四川的打工者办起了一个煤球加工厂，使院里机声昼夜轰鸣，更加喧闹。院子门口一对从 甘肃天水来的小夫妻，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安装一张床，摆起了烟酒摊，还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聪明的男主人为增加收入 又在店里搞起了报刊零售，安身又立命。

　　在这个大杂院的一侧，约有40多间小房，几乎全部被四川的青年夫妻包租了。房主人多以收破烂为生，他们租 到房子后，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规定，除身份证外，还要办理暂住证和劳动就业证，然后才有在北京临时居住的资格。否则，警 察对他们是不客气的。

　　走进这大杂院，呈现眼前的是院内拣来的废旧报纸和堆积如山的废塑料。为了生存，这里的男主人天一亮要到市 区或街道楼区的垃圾堆里“淘金”，妻子则在家带孩子煮饭。一到晚上，院内灯火通明，家家妻子孩子齐动手，连夜把废品破 烂拣好归类，然后拉到收购点换钱。有人估计，北京每天数以万计的垃圾废品和破烂，养活进京打工者的十分之一。数字是否 确实姑且不论，我耳闻目睹了他们从破烂和垃圾里“淘金”的生活，有的确实成了“破烂万元户”。

　　大杂院的后面，还有近百户打工者。他们主要靠贩菜、摆水果摊、做豆腐、炸油条、补鞋、卖糖葫芦为生。也有 一些从安徽、四川来的，举目无亲，主动寻到我的苏北老乡的建筑工地打工。因为在建筑工地，除了不用为吃住发愁外，每天 还能有20到25元诱人的薪水。总之，这群打工族，几乎每人都有一套生存的办法。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八仙过海” ，充分展现着自我，实现着他们的人生价值。杨绪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