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澳门豪赌，3年输掉4000万元，钱哪儿来的？受贿。何以受贿？因为直接掌握土地 批租、招商引资的实权。政府官员直接“谈项目”就这样成了一个腐败之因。

　　尽管这样一个因谈项目而受贿、豪赌的副市长在中国政府官员中还是极少数，但确有不少官员仍在谈项目，而且 像政府出面为企业“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等新闻，不少媒介还在正面报道呢。

　　确实有不少人把“谈项目”作为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企业的重要表现，这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一个重 要的国有地方企业、一个重要的项目，往往牵涉到一个地方的经济命脉，牵涉到就业、税收和社会稳定。政府能不着急吗？因 为着急，直接出面、越俎代庖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政府“出面”，是一个很大的“面子”，既透着热情、透着可信度，也透 着权威，说话算话。当然，这只是咱们自己一方的思维模式。人家怎么想的另说。

　　但是，政府官员出面“谈项目”的弊端何在呢？其一就是可能造成长官意志盲目拍板，其二就是为不规矩的商人 腐蚀像原沈阳市副市长那样的干部提供了机会。政府官员谈项目可能受贿，企业家谈项目不是同样可以受贿吗？我道不同：厂 长受贿的案例当然不少，但政府官员权力比厂长大，受到来自企业制约机制监督的力度却小；他手中调动的资源比厂长多，对 市场的了解则不如厂长具体。因此，谈判桌上（也许直接就是在觥筹交错之间）他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合适的谈判对手，更容 易被当作一个“机会”、一个袭击“目标”。

　　因此，我认为，正像政府官员应该远离“案子”一样，政府官员应该避免直接接触企业的商业谈判，甚至避免直 接拥有审批权，这是对企业负责，也是为自己“洁身”。这两点都应该成为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一种行为规范，就像 我们已经实行的干部申报家庭收入的规范一样。不是党不信任你，而是你必须以“规范动作”来取得人民对你的信任。而公务 员乃至政府的社会公信度要是出了问题，其社会危害性又岂是一个厂长受贿能比。

　　政府更应该干些什么？相信经过再多几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大家逐渐会形成共识和自觉的规范。而在南方几个市 场经济搞得红火的城市如厦门，前不久大刀阔斧削减审批项目；而早在前项改革中走在前面的深圳市，地产经营也采用了公开 投标、竞标等市场化方式。如此，什么是企业的决策范围，什么是政府的决策范围，界线越来越清楚，大概也就没有给市长手 里直接塞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