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七日电　题：钱理群：永远的批判者——思想者访问者之四

　　　　　　中新社记者　王晓晖

　　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都是一块精神的土壤。每次上课之前，北大教授钱理群都要在未名湖边走一走。他说，每 次的感觉都不一样。

　　在千百次走过之后，钱理群参与完成了《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的编撰工作。他说，这样做不是想给北大的“右派” 们平反，而是想研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北大学生为什么能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并显示出独立、自由的思想者品格 。　　　　　　　　　　　　　　　　　　“未来中国思想家可能以群体性的面目出现”　　　　这本书或可成为他二十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这一课题和五十年来的共和国文化问题，近来一直在钱理群的大脑里萦回。

　　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是计划经济，文化是计划文化，思想被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计划中，知识 分子失去了独立自由地批判和创造的权利。

　　中国近二十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意义，是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思想者的位置上来，摆脱精神萎缩的状态。钱 理群说，开始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思想者，分布在各个领域，这是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现在的中国都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和思维，新的价值理念。但几十年文化的封闭，造成了中国 几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根本的缺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钱理群说，因为思想大家的出现不光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积累， 还依赖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据他预测，将来这种思想家的出现可能是群体性的，不一定是个人。因为知识的发展越来越快，巨人型的思想家是越 来越不容易产生了。　　

　　　　“我的责任是把民族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精神的萎缩使得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都处在一种缺席状态。钱理群说，文革后期，很多人都感觉到，改革的时代 到来了，需要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但实际上，承担了这一任务的，不是成熟的知识分子，而是当 时的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半大的孩子。

　　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但不得不承认，思想的成果是很微小的。钱理群说，这使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 始就缺少深刻周密的理论作为基础和引导。

　　本世纪有三件大事，第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是殖民帝国的瓦解，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第三，是共产主义运 动从兴起到高潮，到危机与变革，中国都处在焦点的位置上，按说，这应该导致有力度的思想的产生，而事实并非如此。

　　钱理群说，这跟我们民族一百年里付出的代价是不相称的。令他感到担忧的是，付了学费，但没有收获。而这种可能 绝对存在。

　　在贵州当过十八年的语文教师，“精神流浪”时的钱理群常常空着肚子大啃鲁迅。“作为一个思想者，我的责任就是 把我自身和民族共同经历的苦难，转化为精神的资源。”钱理群说。　　　　　　　　　“我不看别人的脸色。我注重批判的 彻底性”　　　　向持批判立场的钱理群，其实是个挺和善的老头儿。他的书房大概超不过六平方米。参差错落的书籍上方， 高悬着的，是一帧鲁迅像。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阐释鲁迅；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钱理群说，由于鲁迅思想的超前性和人 们对他认识的不足，可以从他那里汲取一个做为自己批判的立足点。我也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成为一名独立的、自由 的、批判的、有一定创造性的知识分子。

　　从贵州考回北大读研究生，钱理群已经两鬓微霜。而后，他从“老童生”变成了“老教授”，住到了北京西北的边缘 地带．

　　而“边缘的位置”，正是钱理群给自己的定位。他说，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关注社会是不可能的。我会在边缘位 置上关心着中心的问题，并发布我的声音。

　　我不看别人的脸色！钱理群解释说，“别人”，是个宽泛的概念，不仅指当权者，也指民众。我坚持我的想法，对社 会起一个制约的作用，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是一个声音！”——他的声音低沉而激越：“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作为一名教授，可以使得学生们听到不同 的声音。另一个是，对于社会来说，我的声音能起到某种制约的作用。”

　　他特别强调，我说的许多知识分子问题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一个真正的批判者，他最终的批判是指向自己的。否则， 就很可能是个假道学家。

　　反对一切人奴役人的现象——这是钱理群艰难而痛苦地秉持的纯粹的批判立场。这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彼岸的 目标，只可以接近，永不能到达。但它不可或缺，就象北斗星，有没有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九十年代初，在政治上压力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商品经济的压力又排山倒海而来，所以，在几年时间里，中国知 识分子都显得无所适从。

　　但九十年代末，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回过头来执着于精神，他们的争论触及到越来越根本的问题。 这使钱理群感到欣慰。

　　他说，我们民族有两大弱点，一是想象力不足，一是理论思辩能力不够。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中国讲生存哲学，没有什么人乐意从事纯粹的精神活动。所以，几年前，我就在北京大学呼吁，中国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需要思想家或者思想家型的学者。　

　　从清教徒式的追求，到对个人的、物质欲望的呼唤；从物欲横流到人的神性的复苏，钱理群坚信，对精神的追求在一 个时期会被压抑，但不会太长久。现在，返归精神的年轻人虽然比例很小，但总量并不小。摆来摆去，社会又回到一个正常的 状态，又达到一种生态的平衡。

　　而钱理群，则将潜入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通过文化现象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他最近出版了《一九 四八——天地玄黄》，并着手撰写《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据说都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

　　共和国文化的研究将是钱理群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自己独特的机构、体制、观念和语言 ，形成了新的国民性。

　　所以，“我首先要做毛泽东思想研究，因为他是这个文化的缔造者。然后做知识分子五十年精神思想发展的研究，因 为他们是这个文化的接受者。第三，就是写自传。”

　　说完，钱理群坐到他的电脑桌前。电脑上方，就是那帧鲁迅像——横眉冷对，匕首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