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创刊第一年的公报--1989年公报第三期、第四期，清楚地记载着这样一段辉煌的反贪历 史：

　　1989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给经济犯罪的腐败分子圈定的一段 时间，在这一限期内，他们坦白自首的，可以受到宽大处理，否则将依法从严惩处。

　　--两个半月时间，全国有3.6万名腐败分子走进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其中县处级干部742人，厅局级干部 40人，副部级干部1人。

　　--两个半月时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群众举报线索23万多件，比上年同期增长两倍以上。

　　--在两个月时间内，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四次新闻发布会，就贯彻“两高”《通告》向社会发布最新进展情况 ，这在高检院的新闻发布史上也属罕见。

　　国家痛下决心，群众纷纷举报，腐败分子惶惶不安，这是一场对腐败发起的真正的人民战争。

　　时间定格在1989年10月31日晚，这是《通告》期限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广东清远市一名正在外地出差 的职工专门从几千里之外打电话回单位，请单位负责人代他先向检察院“挂号”，他回来后要立即交代贪污10万元公款的问 题；广东省化州县一个基层粮管所的52名职工，在晚7点半以后，集体走进县检察院的大门，交代集体私分公款；一名身患 癌症卧床不起的病人，在晚8点多，要他的妻子、女儿携带赃款代替他到检察机关自首……据广东省检察机关统计，该省自首 人数最多的一天就是10月31日，共有559人自首，而且其中一半以上是晚上6点以后走上自首道路的。

　　与这些自首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执迷不悟者，他们不珍惜党和国家给予的这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也低估了 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10月31日夜，对大连市的一些执迷不悟的经济犯罪分子来说，这将注定成为一个不眠之夜。11月1日零时 刚过，大连市检察干警迅速出动，发起了一次“零点行动”，将早在检察机关监控之下的43名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犯罪 分子一举抓获。

　　一场特殊的斗争形式，必然会有不同寻常的特点。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复之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 告中，介绍了当时检察机关受理坦白自守的几个突出特点：大要案比例高；共同犯罪和同一单位数人作案后自首的多；基层掌 管财物实权的犯罪分子多；大多数投案自首的同时都退清了赃款赃物；在政策感召下，一批已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贪污 、受贿等犯罪分子交代罪行，等等。

　　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发端于中央制定的一项“临时的大政策”。1989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 话中指出，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可以搞一个临时的大政策，限一个期限，给贪污、受贿分子一次悔罪的机会。7月下 旬，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指出要“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 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有关司法解释，给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违法 犯罪分子悔过自新的机会，以有力地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8月15日，“两高”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 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规定凡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行为的人，如果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积极退赃 或有检举他人犯罪等立功表现的，将依法得到从轻、减轻处罚或免予刑事处罚；对拒不自首、坦白的，将依法从严惩处。

　　短短两个半月时间，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声势得到充分的发扬，提高了群众的法制观念，形成了改革开 放20年里一个反贪污贿赂犯罪、反腐败斗争高潮。进入九十年代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相继设立反贪污贿赂局，使共和国的 法制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走向深入。本报记者 和育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