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武

　　正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英国一家公司向昆明赠送了50台安全套自动发放机。目前，昆明大街上已 安装了近200台这种自动发放机。走出昆明机场或出入世博园的游客，都会得到一份意外的小礼物：一束玫瑰花和一盒安全 套。人们拿到这样的礼品时，大都坦然自若。

　　这一举动，如若发生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会是另一番可以想象出的情景。

　　7月19日，记者拜访了年过70岁的陈仲舜。陈是中国心理热线电话最早的创办人。他从1994年开始主持 《家庭报》“大众性学”栏目，每周都要完成5000字的“作业”。

　　早在1987年，陈在天津市开设了第一家心理咨询门诊，至今已接受了10多万人的咨询。1949年毕业于 长春医科大学的陈说：“80年代末咨询最多的是性心理障碍问题，90年代初多是流产、修复处女膜等问题，90年代中期 以后则是情人、同性恋等问题。”

　　就在陈开设心理门诊两年后，天津电台在午夜时分开设了一个名叫“悄悄话”的栏目，解答人们性方面的困惑。 陈说：“那时人们谈起性问题还是半遮半掩，难以启齿。”

　　50年代，陈就在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院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给人治病。他是在南京大华影院邂逅一位 来华避难的奥地利籍犹太人后开始着迷精神分析学的。凑巧的是，那人正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不过好景不长。1953年，弗氏学说便开始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巴甫洛夫的学说。两年后，中国心理 学会正式成立，但没有人研究性心理问题。

　　在那以后的20多年中，“性”这个字眼就像妓院一样丑恶，被当作资产阶级污垢，从所有的印刷物中荡涤干净 ，连中学课本中的“生殖健康”也被删掉。

　　在那个年代，陈的命运也如弗氏学说一样沉沦。1959年他被划为“极右”分子被管制劳动。直到1980年 才回到天津医学院工作，并首创了精神医学教研室。不久，他在南开大学第一次公开宣讲弗洛伊德学说，赢得满堂喝彩。

　　但是，刚刚开了半扇窗户的中国依然对“性”问题十分敏感。当时《大众电影》封底刊登了一幅外国男女主人公 接吻的剧照，曾引起轩然大波。

　　不可避免，陈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将自己在医学院创办的《求医问药》杂志中开设的“性教育”专栏文章结集出 版，不料被有关领导批示“不堪入目，严肃处理”，《求医问药》杂志随之也被视为黄色刊物遭到查禁。

　　但是，中国的大门毕竟已经敞开。80年代中期，由潘光旦在30年代翻译的《性心理学》再版，引起轰动。同 样引起轰动的是，一家名叫“亚当夏娃”的专用品商店在北京开业。原因很简单，这家商店开始公开销售包括避孕套在内的“ 性生活”用品。1993年，全国第一家由计划生育部门开办的“人生保健中心”又在天津开业，这是一家集性问题咨询、医 疗保健、计划生育和性保健康复用品销售于一体的中心。从此以后，避孕套等性用品不再由计划生育部门逐月发放。

　　负责经营这家中心的刘保溢从事了18年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她参加了上海社科院在全国范围内做的一次“家庭 性文明问卷调查”。该调查表明，有67％的夫妻承认性生活过程和感受不尽满意，30％的新婚青年不懂性知识，甚至连一 些基本的性名词都不知道，而且2／3的男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性功能障碍。

　　从1998年开始，深圳、广州、上海先后在街头安放了安全套自动发放机，这虽然也引起了些许微澜，但毕竟 没有人再怀疑这种方式的必要性。

　　中国的诸多社会学者对性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变得坦然。有关专著相继摆上书摊，与著名的国外学者译著一起接受 着读者的挑选。

　　陈仲舜也出版了上百万字的专著，并固定为3家报纸、5家刊物撰写专栏文章。在他看来，在解答性困惑的同时 ，当前更要关注性泛滥的问题。如今，咨询电话中许多家长担心孩子上网。因为互联网上有防不胜防的黄色网站。

　　今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性骚扰问题作为议案首次摆在代表们的桌面上讨论。

　　而据卫生部消息，截至今年1季度，全国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05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19人。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发现。专家估计，我国目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实际人数已超过40万人。

　　陈说：“尽管仍然是个敏感话题，但科学地宣传性知识和性文明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至少，现在不会谈性色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