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方杰

　　9月1日，本报报道了发生在国家级贫困县的一场年薪制风波。企业家白云松因为搞了年薪制，使一个企业起死 回生，但与此同时，他却陷进了一场是非功过的争论。

　　白云松的遭遇，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目。9月2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热线追击节目，即对此事进行了 专题报道。河南省内外的一些新闻媒体也开始采访报道此事。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反响尤为强烈。

　　几位企业家对本报记者说：白云松的年薪制风波，折射出了国企改革中几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如何理解、对待国 有企业经营者的作用和贡献？如何改革生产关系范畴的文件、规定，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企业家们认为：一些职能部门对白云松的改制进行批评、调查、处理，肯定不会是在专门和哪个人、哪个企业过 不去。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无可厚非。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对那些危害国家、中饱私囊的非法行为，如果不加管束，那 才是不负责任的。

　　在负责任的政府职能部门与卓有成效的国企改革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冲突呢？这几位企业家认为：目前国企 改革的最大环境障碍，可能是因政策和机构改革的相对滞后带来的体制制约。

　　他们分析说：改革本身就是突破禁区、突破条条框框的过程，但因为旧的没有废止，新的没有确立，尽管中央再 三鼓励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大胆探索，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职能部门习惯于从过去的思维和条条出发，往往是制 止的多，鼓励的少，刹起车来很顺手，推起车来不习惯。

　　企业家们认为，一个企业的生死兴衰，与职能部门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哪怕企业全垮了，政府照样得给他们发 工资。在这个意义上，关心国企经营状况的，往往只是负责给大家发工资的党政一把手。如果企业经营得好，一些职能部门往 往蜂拥而上，去吃大户，去揩油，甚至把一个企业吃垮。企业亏损了，死了，他们不关心，也不心疼。上班时，经常找不到他 们的人，每到周五下午，很多办公室都空了。

　　机关和企业的运行规则也不一样。市场要求企业快速反应，随时调整价格或折扣、提成政策。但机关认为，这些 数字的变更，都应该报批。并且报批起来按部就班，层层打转，有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企业里，很多事急如星火，一点耽 搁不得。在机关，哪怕再大的事，该下班下班，该放假放假。

　　谈起这方面的感受，几位企业家滔滔不绝，但没有一位愿意公开姓名。他们说：人们很难想象到机关里办事有多 难！密密麻麻的办事机构，密密麻麻的官员，因为没有多少事可做，就推诿扯皮，吃拿卡要。这些机构的人大小都是管事的， 不管得罪了谁，他都死打烂缠，非得让你脱一层皮不可。

　　比如，有些部门想让某企业出点血，给买一部汽车或者空调之类的大件物品。他不明说，先去查你，一旦按文件 抠，多多少少总能找出些错，况且今天没问题，就查昨天的；按现在的文件查没问题，就按以前的文件查，非给你找出点毛病 不可。等到挖空心思找到毛病之后，让你低头求他，主动给他“进贡”。还有罚款，张嘴说罚多少多少万元，那是做给人看的 ，你如果让他吃了拿了，他可能仅仅罚一千元了事。如果你不给好处，可能就得按他说的数给钱。文件、规定，在他们手里完 全凭个人好恶决定。

　　一位企业家讲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某机关通知公司：来领一张表格。通知人还特意交代：“让你们老板亲自来 。”他以为有别的重要事，就去了。第一次去时，负责人不在班上。第二天他又去了，拿表格的人又出去了。这时他就知道那 些人在玩什么猫腻了。但他只当什么都不知道。他又第三次去，这次人都在了，但又说一套表格有两张，其中一张发完了，还 得再来一趟。等到他第四次去时，才拿齐了那套表格。一个人私下说他：你咋不灵醒呢？如果你有所表示，或者请他们吃顿饭 ，根本用不着跑那么多趟。

　　这些事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很多企业家天天处于大喜大悲之中。当打开了市场，解决了技术难题，研制 出新产品时，心情就特别好。反之，有的事明明可以办成，明明应该办成，可人家就是刁难你，就是不给你办。或者，经过千 辛万苦，眼看事情就要办成了，可某个管事的一句话，又全黄了。这时，就特别的气愤。

　　毕竟，人不能天天赌气，更多的企业家选择了忍让、妥协。这种矛盾的长期积累，特别制约企业的积极性、活力 。谁想把企业搞好，谁就得忍受那些并不合理的制约、纠缠。

　　这些企业家们说：“国企要走出困境，至少得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充分调动企业管理经营者的积极性，并给予恰 当的报酬；同时，必须检讨清理一些过时的条条、规定，下大决心精简机构，下大决心改革管理模式，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 政策空间和宽松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