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3日，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一名本来没有性病的女性到我们科室来检查，我们故意说她患了性病。她的丈夫立即怀疑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她受不了家人的猜疑，服毒自杀了。这都是罪过啊，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是福建沿海的一介渔民。”

　　2月23日，西安南郊一个单元房里，何艳玲有气无力地对记者说道。

　　渔民开起性病诊所

　　1989年2月12日，我同本村的渔民杨新民结了婚。7月，杨新民和我一起去深圳，在一家旅馆开了一个性病诊所。杨新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然骗过许多病人，他使用的“先锋”针剂治好了一些病症不太严重的病人，诊所的生意出乎意料地好了起来。

　　不久有关部门出其不意地“光顾”了我们的诊所，我们被罚了很多钱。迫于无奈，我们只好移师东北。

　　“挂靠”医院寻靠山

　　在东北，我们花钱弄到虚假的证明材料和学历证书，不惜重金挂靠在一家正规医院“合理合法”地赚钱。凡有病人来了，杨新民都是摆起“军医”和“专家”的架子，冲人家要很多钱，动不动就要上千元甚至上万元。

　　1996年，杨新民又重金聘请一些见利忘义的“专家”、“教授”前来坐诊，大肆做广告吹捧这些“专家”的能力如何了得。为了办理广告审批手续，只要有人肯在审批表上盖章或签字，就送人家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好处费。一时间，治疗性病的广告铺天盖地。为了支付这笔巨大的开支，我们将只值几块钱的药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钱。杨新民还又从一些不法商贩手里进一些过期失效药或劣质淘汰药，昧着良心往病人身上用。1997年8月，一位建筑工因为用了我们的药中毒，造成脑神经错乱，四肢瘫痪。他的家属来到我们医院论理，杨新民叫来一伙打手将他们打得半死，第二天卷起钱财带着我们一家人逃到了西安。

　　辗转西安继续骗财

　　我们到西安后挂靠在一家正规医院的科室。

　　杨新民花很多钱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仪器放在化验室里迷惑人，令病人深信不疑。其实我们所雇用的化验员根本就不懂化验，他们不管是否有病一律在化验单上划上“＋”号。医生根据这些阳性的诊断结论来吓唬病人，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掏出腰包里的钱来。

　　害人害己全家玩完

　　1999年3月，我们又想出另一绝招，就是给病人开了药之后，并不在病人身上用，而是把它节约下来卖给别的患者。有一个患性病的中年人因为一直挂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没有真正使用消炎药，导致全身溃烂死在我们的诊室里。而另一位女教师则更惨，她压根就没病，只是白带增多，我们却一直说她患了性病，反复“治疗”，直到她身无分文时才停止。然而，我们怎么也未曾料到，一场灾难降临在我们的头上。

　　那是1999年10月27日，杨新民驾车与一辆大客车相撞，9岁的儿子受了伤，因为失血过多，生命危险。在血库无血的情况下，杨新民为他输血。一些器具都是我们科室提供的，因针头没有严格消毒而形成交叉感染，杨新民感染上了传染病。一个月之后他开始高烧、腹泻、哮喘、头疼、全身出现红色丘疹……时过不久，体健如牛的他在疾病的折磨下，已经变得骨瘦如柴了。我的儿子也感染上了同样的病，1999年12月15日，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了。

　　从此之后，杨新民沉默寡言，情绪低沉。儿子的死使他郁闷不堪。1999年12月31日，他因为病情发作，也痛苦地死去了。

　　两天之后，我也被查出染上艾滋病——没想到我们替人家“治性病”，自己一家子却染上了艾滋病，这是报应啊！

　　2月26日，何艳玲也在西安市郊住处死去。(吕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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