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波和女青年项兰临相识并相恋，不久项兰临就怀孕了

　　李家波提出分手。项兰临在李的屋里喝下了毒药，李家波不但一走了之，临走时怕被人知道还将房门锁上

　　项兰临被人发现送往医院，但已救治无效死亡

　　4月29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家波故意杀人案作出终审判决

　　4月29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家波故意杀人案作出终审判决。因“见死不救”，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李家波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赔偿被害人父母3.5万元。据悉，这是浙江省首例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作出判决的刑事案件。

　　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去年3月，刚满20周岁的李家波和女青年项兰临相识并相恋，不久项兰临就怀孕了。去年6月，李家波提出要跟项兰临分手，并要项兰临去医院做流产手术。项兰临坚决不同意，几次欲跳楼自杀。去年9月5日中午，李家波回到宿舍，见项兰临在房里，就发生了争吵。项兰临喝下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敌敌畏。此时，李家波不但没有及时去救人，反而一走了之，临走时怕被人知道还将房门锁上。当天下午，项兰临被人发现送往医院，但已救治无效死亡。

　　此案报道后，引起了网络上法律工作者的浓厚兴趣。有网民认为，双方之间无法定的救助义务，且死亡缘于女方本人自杀，自杀对女方生命带来的危险亦非由男方行为造成，故男方的“不作为”并未违反法律，故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判决是正确的，原因试述如下：

　　根据以上报道，双方似为同居关系，一方面男方未达法定婚龄，另一方面报道未明确二者是夫妻关系。

　　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扶养的内涵可以理解为物质上的供养和相互之间对他方危难的解除。笔者认为，凡男女双方同居、且相互之间以其行为事实向外界表明相互向对方承担扶助义务，男女同居却未经登记，并不被法律所明文禁止。只要同居时双方均系未婚，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此种同居关系自然也不能引用公序良俗原则而予否定性评价。这样的理解具有非常现实的理由，当为法律认可。尤其当一方怀孕后，既然男方是这个小生命的父亲，女方又是这小生命的母亲，男女双方均对小孩子负有义务，如果这个父亲和母亲之间却无法律上的义务关系，则很难解释。

　　本案双方的关系至少已经达到一方怀孕的程度，则证明双方之间已经成立事实上的不为法律禁止的相互间的义务关系(如果怀孕是强奸所致则又另当别论)，当双方在争吵中一方要自杀，另一方知道对方处于危险境地，有条件施救却不予救助，等于其违反了他与对方基于自由意志而约定的义务，违反义务致对方造成严重后果，则应当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故本案男方应当对女方的死亡承担“应当救助而不救助”的相应刑事责任。

　　再来看男方行为与女方自杀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本案中，确定了双方之间的义务关系成立后，从法律上看，如果履行了约定的义务(需要指出的是，约定的义务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就可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却未能履行相应义务，则视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不救助”与“自杀成功”之间有因果关系。“不救助”是本案被害人自杀死亡这一结果的原因，“自杀死亡”是不救助行为的结果。

　　另外，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值得探讨。男方发现女方服毒已十分危险，本人“不救助”即已违法(即违反法律认可的约定义务)，又为了不让他人发现，而故意“锁上房门”，使他人也无法及时救助。这个“锁上房门”的行为，显然已超出了“不作为”，因为对于“自杀死亡”这一结果而言，锁上房门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作为”，因为房门锁上后，服毒的女方完全处于不能为他人发现的场所，锁门的男方心智健全，也希望她死亡以便解脱，他应当明知锁门后女方无法被人所救，而仍然积极实施了“锁上房门”这一行为。

　　法律规定，交通肇事后，不救助伤者而逃跑因而致人死亡的，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即应当救助而不救助，其法律后果是加重前罪的刑事责任；如果非但不救助反转移伤者使他人也不能救助，则超出肇事后的“不作为”，在刑事法律上则按照“故意杀人罪”定性，“转移伤者”一节行为属于造成死亡结果的“作为”。

　　由此看来，即使双方之间不属于婚姻关系，也无同居关系，仅为一般的公民关系，一方发现对方有自杀行为，因有宿怨，故不救助之外，又实施了阻止他人施救的行为，只要能够证明阻止他人施救的行为与自杀成功之间有因果关系，仍然可以直接对阻止施救的人认定故意杀人犯罪。

　　总之，浙江省金华市的李家波故意杀人案，一审和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见与其同居的女子服毒自杀而不救助，且将该女锁在房内，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一判决完全符合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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