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民庭开庭审理了一起典型民事案件。原告是著名的广州宝洁公司的一位女职员，而被告却是成都仅有的两家五星级酒店之一的总府皇冠假日酒店。其典型意义在于，对于受害的女职员而言，损害的不是肉体和物质，而只是--精神。

　　这位受害者起诉时提出的赔偿额为100多万，后变更为398123.17万余元。变更索赔额本身就多少说明了，精神的价值是多么不可捉摸。在目前附带肉体和物质损失的精神损失赔偿尚无法可依的今天，这种纯精神索赔更成了一道大难题。法院还未最后判决。有法律人士称，或许此案将成为我国司法史上关于精神赔偿的典型案例。

　　事情发生在去年10月4日，到成都来出差的25岁女职员周琼，和丈夫一起入住假日酒店，然后丈夫因事回了广州，留下周琼一人独住，不料15日晚竟在自己房间里，遭到一名冒充维修工的歹徒肖大彬威胁、恐吓、劫持长达10小时之久。

　　事后肖大彬被锦江区法院判刑事拘役。而在极度恐惧、疲惫中度过了整整10小时的周琼，身心备受摧残，特别是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即使在家里也感到紧张、惊恐、失眠、易怒、注意力分散，而且稍受惊吓和刺激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不适等症状。经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确诊为“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随后开始定期的心理、药物治疗，一直到现在都未愈，已用去医疗费等1万多元。严重的是，由于情绪不稳定，人格发生变异，已无法正常上班。对于一个工作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外资企业来说，无法正常上班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失业。

　　受害者自述受害经过

　　歹徒四次敲门1999年10月15日晚大约8点钟，我吃完晚饭回到酒店。打开电视后不久，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我先从窥视孔看了看，发现是陌生人。出于谨慎，我只打开一小条门缝，问他有何事。罪犯说楼下1607房的卫生间漏水，他在检查漏水原因，让我将卫生间水龙头全部打开十分钟。

　　我注意到他的胸前佩戴了一张类似酒店其他员工的名牌，上面打印着“XX维修工”的字样，上身穿一件绿色的夹克。我关上房门，将卫生间的水管打开了。我从窥视孔里看见罪犯走了。

　　过了一会儿，维修工又敲门，说楼下没有漏水，让我把水管开到最大再开五分钟。

　　又过了约五分钟，维修工第三次敲门。我问他又有什么问题，他说楼下确实漏水，并且不愿换房，问我能不能换房。我感到很生气，不同意换房。

　　过了约十分钟，维修工又来敲门，他可怜兮兮地说“你们都不愿换房，那我就修理一下吧。”我问需多少时间，他说大概半个小时吧。我看当时才晚上八点多，时间还早，就将其放进了卫生间。房门由于没有限位器，就自动关上了。

　　“我要杀死你！”罪犯进了卫生间约三分钟，突然从里面冲了出来，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到底换不换房？”我看到他面目狰狞，吓得就往床上退并高声质问“你要干什么！”。他扑了过来。我当即大声尖叫救命并与之厮打。

　　厮打了约两三分钟，最后他用身体把我脸朝下压在床边，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来，架在我脖子上，压低声音说“你别喊！再喊我就杀了你，我们同归于尽！”我感到非常的恐惧并且十分的恶心，只好停止反抗哆哆嗦嗦地问“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换房！”罪犯说“不许叫！这把刀很利的！”边说边把刀往我的肉里摁了摁。我吓得连忙说“我不叫，我不叫了。”

　　此时我心想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心里一片空白。罪犯把刀狠狠插在床垫上，用带子将我的手和脚都紧紧反绑起来脸朝下趴在床上。我听见他用刀子在床上嘶啦嘶啦地割东西，想到他可能会杀了我，然后抢钱甚至先强奸我，心里极度恐慌，几乎要昏了过去。过了会儿，他用一个枕头套将我的头套了起来，在脖子下面勒紧并打了个结。

　　我由于精神极度紧张，身体急剧地颤抖，感觉喘不过气来，大脑完全没有思维。过了一会儿，由于罪犯将枕头套勒得太紧而且枕头套不透气，我感到快要窒息了，就哀求他说“我透不过气来，快要晕倒了。求求你把头套摘了行吗？”他这才把我的身体反过来，在我脸上噌地划了一刀，将枕头套划了个口子给我透气。我告诉他我有两千多块钱。他沉默了很久后，然后开始骂我，并且越来越激动。我担心他由于情绪过激而无法自控，对我有伤害行为，身体又一次剧烈地颤抖，他竟然非常恼怒，不允许我显得那么紧张。

　　我努力地想控制自己，可是极度的恐惧已经使我几乎失去了自控能力，身体依旧不停地哆嗦。为了不激怒他，我痛苦地挣扎着，生命在分钞中消耗，我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劝罪犯自首

　　突然我听到他骂我时说他要逃走会苦了他妈妈，我为了平衡他的情绪，试探性地对他说“你别把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你不过是一时冲动，况且你没有对我进行人身伤害，问题不大”。他没有理睬，我却感觉到了他的焦躁不安。然后他坐在我身边把刀子在我身边的床垫上嘶啦嘶啦地磨。由于我被罩着头套看不见，那声音听起来更让我毛骨悚然。

　　等他好像平静了一点儿，我还是鼓起勇气又对他说，这件事不严重。如此反复了好几次，他说“法律是无情的，我必须逃走。”最后他决定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再走。

　　由于离五点钟还有很长时间，我万分担心他会突然间暴怒起来把我杀了或者临走前杀人灭口，所以我继续劝说他相信我不会有很大问题，最好的做法是打电话给大堂说明发生的一切。最后他开始有些信任我了，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他还是决定要逃。那一刻的我，有一种心力衰竭的感觉，人已经快支持不住。可是，想到我爱的父母，丈夫和朋友，想到自己还这么年轻，想到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去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尤其当我悄悄透过透气孔，看到他竟然脱了鞋子，我的心更是心里一紧，与“变态”有关的种种景象出现在我脑海里。我的神经又一次绷到最紧。

　　终于他说他要走了，他问我：“周琼，钱放在哪？”我告诉他在保险箱里，他便向我要了密码，将钱取出。他拿了钱，走到门口，我感觉到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把门打开又关上了。他又走了回来，坐在我身边。我以为他要对我行凶，我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可是他对我说“我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很快就会被抓住的。”然后他给我松了绑，把我头套也摘了，并且把刀扔给我说“这就是那把刀”。我把那把刀悄悄掖进枕头底下，边劝边说“你还是自首。我们打个电话给大堂，让他们上来人，我们跟他们解释一切。”

　　他痛苦地犹豫着。我又反复劝了他好久，他终于拿起电话按了“1”给前台，可是令人万分气愤地是等了两分钟也没人接。我小心翼翼地说“要不打2试试？”他拨了“2”给礼宾部，等了很久才有人接电话。他问“副理在吗？”，回答说“不在”，他就挂上了电话。我连忙说“你还是拨1吧。”他又拨了“1”，还是没人接。我继续劝他要想开一点，并让他跟我一起下楼去自首。他同意了。当最后罪犯被保安抓获时，我精神恍惚，失声痛哭了起来。

　　5.29庭审目击

　　焦点：赔不赔

　　原告：庭审焦点主要集中在该由谁来赔偿周琼，是假日酒店，还是罪犯？在这一点上，原告方律师张建新、钟煜陈述事实和援引法律依据时非常理直气壮，认为，虽然对周琼的直接侵害人是罪犯，不是酒店，但根据《消法》、《合同法》、《民法通则》中的有关规定，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即使没有过错，也应向消费者赔偿。而且，酒店有义务保障入住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特别是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五星级酒店，更应该有一流的安全保障，但由于该酒店管理存在缺陷，才使周琼受到严重伤害，造成了各种直接和间接损失。消费者本身没有任何过错。

　　被告：不愿披露姓名的被告律师辩称，过错在罪犯，消费者个人也有一定的过错，消费者应该向罪犯索赔，酒店完全无错。作为五星级酒店，管理是完善的，提供的服务没有瑕疵。而且在消费者入住后，关于安全问题已通过各种方式向消费者作了告知。酒店是开放式管理，客人入住后，除房间属于客人的私人领地外，其它都属公共区域，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出入。

　　难点：赔多少为明天的损失定价焦点没有集中在赔偿的数额上。但当两位律师辩论到这一点时，则让人明显感到“底气不足”。事后他们对记者坦言：目前现有的有关法律中虽有精神赔偿之说，但没有具体赔偿额的明确规定，像这种纯精神索赔的情况到底该赔多少，于法无据，谁也说不清楚。

　　比如提出了10万元的再医费及相关费用。被告律师就故意点他们的“穴”，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他们回答，精神的恢复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据专家称，如果精神受到伤害半年之内不能痊愈，这辈子就很难完全恢复。现在已过去了8个月，原告没有痊愈，这样来算再医费用时就是按的20年计算，每年5000元。

　　20年的预期损失，这的确翻遍中国所有的法律书也找不到。专家之言只能作为参考，法律只认事实。“万一明天就完全康复了呢？”连法官都觉得这是个问题。

　　纯精神索赔，预期损失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据了解，所谓预期损失就是预计到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东芝笔记本电脑之所以闹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其内在缺陷现在还没有给中国消费者造成损失，而中国的法律没有规定有关预期损失赔偿的问题。据说美国的法律中就有规定，周琼的这种情况，预期的就是20年。原告律师这样告诉记者：“不提出足够的赔偿额，对周琼就太不公平，所以临时‘洋为中用’了一次。”

　　请盖茨当护理索赔中的一笔不菲的护理费也非常有趣。被告律师质疑为什么这么高，原告律师提出，这是按周琼丈夫的工资标准计算出来的，丈夫是她的同事，每月的工资同样很高，丈夫要陪伴好妻子，自然会造成不少经济损失。“为什么非得她丈夫护理，如果她丈夫是比尔盖茨，陪伴一天，我们假日不就会陪垮？”被告律师能言巧辩，一个比喻让旁听观众忍俊不禁。

　　但原告律师也有充分的理由。谁让你们伤害的是周琼的精神呢？据了解，周琼女士受到歹徒一夜惊吓后，整天精神恍惚，夜夜失眠。要命的是，见谁都当成是歹徒，非常恐惧，特别是到了晚上，根本不敢一人呆在家里。这种情况下，除了他丈夫，几乎没有人能胜任这份特殊的陪护工作。没有办法，她丈夫只好边工作边上班，内心也非常焦虑。

　　这又是一个没有法律规定的空白地带。

　　教授与农民，谁贵开庭前，有人对周琼的索赔表示不解，说：“不就是吓倒了嘛，又没有造成物质损失，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原告律师认为，这说明一个问题：当遭到同一种侵害行为伤害时，精神伤害程度因人而异，伤害后果与她的身份、地位、教育有直接关系。普遍而言，一个教授的精神价格就比一个农民的高，如果一个农民也像周琼那样被劫持一回，恐怕就不会得精神障碍。

　　而周琼女士恰恰就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从小就非常优秀，保送进大学，又保送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又以绝对竞争优势进入保洁公司工作。在单位非常敬业，深受上司赏识，估计很快就会得到提升。这次劫持的事件却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受到严重精神伤害，目前已无法正常上班，在公司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这对于周琼来说，是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但如何将身份、地位、教育等折算为精神的价格？法律无言。(早报记者刘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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