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经过多管齐下的断然措施，广州火车站广场这个曾被市民目为一大“毒瘤”的地区，开始出现治安秩序向好的端倪。

　　然而，我们发现许多熟门熟路在车站广场“混混”的作案人员，出没的地方固然是在火车站广场，但是，令他们得以“落地生根”的土壤，却是在车站广场附近的“都市村庄”。于是，从6月3日起，我们的五名记者郑杰、李宜航、赵世龙、邓勃、王宁德，乔装暗访，涉险犯难，分头住进了新市、三元里一带的出租屋。

　　记者在里面生活了整整七天。艰苦的明察暗访，不仅使他们在火车站广场的“左邻右舍”看到现代都市竟有如此狰狞的社会生活角落，也透视出城市管理微观领域的许多弊端。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分批公诸报端，以振聋发聩；也认为有理由大声疾呼：整治火车站必须同时整治周遭的出租屋！

　　远景村很小。

　　但这里却藏着一个颇具规模的“人肉市场”，在光天化日之下！

　　远景村位于广花三路东面，与毗邻的棠下、棠溪、沙涌等村形成一个庞大的出租屋群。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仅有几公里，在火车站出没的各路人马，几乎都在这一带落脚。

　　第一次踏进远景村，是中午1时，一天之中阳光最灿烂的时候。

　　地面污水横流，老鼠乱窜；空中尘土飞扬，棚架乱搭。扑面而来的是发霉、暧昧、近乎死亡的气息。

　　在三官后街，倚在每户楼房门前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卖笑女子。无一例外，她们的身体大面积裸露着，面上腻脂肥粉，眼睛斜斜的吊吊的，见着一人走来，总捏着嗲里嗲气的腔调：“靓仔，陪小妹玩玩啦！50块，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在巷里走过，女子们立即汹汹地合围过来：拉手、揽颈、扯衣、笑骂……我们好说歹说冲出她们的拦截，把一堆怪笑抛在了脑后。在巷口往里望，可以看到十多名女子分两边一字排开，好似在等待检阅。远景村内道路纵横交错，几乎每条小巷都有这样一排候客女，总数有几十人之多。

　　在巷口的“士多”、楼房门前台阶上，另坐着看似无所事事的赤膊大汉，叼烟，斜眼，阴沉沉地死盯你。一俟暗娼和嫖客稍有争拗，他们就上场了，问这问那，推推搡搡。从旁经过，我们心里不禁发紧。

　　在一家“士多”门口，几名女子和两个男人正讲价。他们目无旁物，大声地调情谑笑。“士多”老板和蹲在一边的闲人们趁势推波助澜：“你看小姐身材多好，哎呀，都是老乡，服务一下嘛！”一个男人眼见着顶不住了，同意交易，搂着小姐上了楼。

　　我们一直站在一边看热闹，结果引起怀疑。一个中年女人对一个大胖子耳语几句，大胖子便摇摇晃晃地朝我们踱了过来，屁股后面另跟着几个。他们个个把手揣在兜里，好像在掏什么，大胖子还故意咳嗽了两声。暴露了！我们顿时紧张起来。

　　眼看胖子越踱越近，凶寒的目光、粗大的臂膀触手可及。我突然大笑，对着面前的“士多”老板摇摇头，正告他：“货色太差！这都好意思出来做生意！”老板一愣，随之释然，尴尬地笑笑：“嘿，便宜，便宜。”我转过头对走过来的胖子说：“你有没有好一点的？”胖子也怔了一下，说：“这个，没有。”我们趁机大摇其头，一副十分失望的样子，慢慢逃开。

　　在另一条小巷，三个穿着绿色制服，戴着“执勤”袖章的治保员在“小姐们”身边走过，他们互相挤了下眼睛，笑着点头打起招呼来！

　　为了偷拍方便，摄影记者邓勃用一个小相机袋装着傻瓜相机，在贴着镜头处挖了个圆洞，绑在腰间，又在腰里缚了件衣服，一有需要就偷偷撩起衣服，用傻瓜机偷拍。虽然做得隐蔽，但仍是险象环生。

　　这天，我们又在村里“闲逛”。一栋房子的门前，两女人向我们抛来了媚眼：“玩玩啦！”邓勃撩起衣服，咔嚓咔嚓几张。不料，其中一个女的站累了，蹲了下来，她扭过头，视线刚好对着邓勃的照相机镜头！她盯着镜头看了两秒，突然惊叫一声，转身拉开门就往楼上走，嘴里大叫大嚷。蹲在一旁的几个打手，闻声站了起来。被发现了，赶快撤！我们撒腿就跑！

　　一溜烟，我们跑到大街上。外面虽有大片大片的阳光，惶恐仍像块湿布紧裹着身躯。

　　别走，拿“货”的马上就来

　　本报记者赵世龙王宁德

　　按照“道友”们介绍的常用找“货”(海洛因)的方法，3日下午，记者在走马岗一处天桥下问一名搭客摩托仔：“我们的瘾发了，哪里能买到白粉？”搭客仔很识趣地笑了，说：“十元车钱，我带你们去找啦！”记者问：“多少钱一克？会不会有假？”搭客仔说：“那要看你买什么样的货，一般纯的要三四百元一克，掺了假的50、80、100多的都有。”

　　几分钟后，他把记者载到广花一路某号一家挂牌为“西北风味小食店”、实为小“士多”的门口，先过去跟守店的一个三四十岁的外省妇女说了几句，过来叫我们拿50元给老板娘……

　　6日中午，记者又来到此处，一名外省人迎上来接洽。我们提出要买两克50元一小包的。此人走到牌坊东边20几米远的一家“士多”，去拿我们要的货。这时我们稍稍移动了一下站立的地方，更靠近马路，以便有不测时可脱身，马上就有一名胖胖的、五十来岁的外省人过来说：“你们别走，拿货的马上就过来了。”但我们还是想办法摆脱了毒贩的纠缠。

　　据村里的知情人说，这些出头露面的外省人，多半是身无技能的流浪汉，居无定所，常常露宿街头，平时还全靠老乡的“提携”，帮人推销点“货”提点成过日子。他们是这群毒贩结构中的“社会底层”。真正的大老板是很少与外人、生人接触的。

　　徘徊在瘾君子票贩子之间

　　本报记者李宜航郑杰

　　“三条七”常从梦中惊醒，周身冷汗。他实在担心自己的毒瘾会传给即将出世的孩子。黑洞洞的出租屋里，他摸索着给妻子磕头，一个，又一个……

　　五天前，“三条七”在出租屋给我们说这些时，一阵呜咽。妻子一旁劝他：我们回老家，再不住这儿了——“三条七”就是在这里堕落成了“4号客(4号海洛因的吸食者)”的。劝着劝着，妻子也哭了。

　　“三条七”夫妇是广东陆丰人，从小就住同一条巷，同读一个班。1997年底，“三条七”一退伍就结了婚。1998年仲夏，“三条七”独自下广州，在距火车站不远的棠下村租房住下。“白天在站西路卖服装，晚上在出租屋想老婆，爽”。

　　事情来得很意外——

　　去年春节，“三条七”总看见自己摊儿后头蹲着个“大胡子”，卷个纸筒在吸，很陶醉的样子。他很好奇，心里痒痒的。元宵那天，“大胡子”让他也来一口。“三条七”一愣，旋即凑过去吸了一口。因为吸得太急，他被呛得连打几个喷嚏。稍后，他觉得头晕，但很舒服。“我知道我吸上毒了。”

　　“三条七”结束了从前。

　　他开始和毒品打得火热，每天都在出租屋吸食。摆摊赚来的钱，很快都化作缕缕青烟。他毒瘾越来越大，吸食还不过瘾，又改用针管注射。

　　出租屋成为“三条七”吸毒的温床。他丢了身份证，也没办暂住证，愣是在出租屋住了下来，在此吸毒也从未有人过问。而在出租屋附近的三元里村，只要随便在那里晃一圈，保准有人过来搭讪，并很快塞过来一个小纸包。“买毒品都是在大白天、大街上，根本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偷偷摸摸。”

　　“三条七”每况愈下，进货的老本也吸进了肚，服装摊摆不成了。去年的8月热辣辣，他躺在出租屋里，想钱，想赚钱，想赚钱吸毒。

　　他只好去火车站炒票，他听说炒票来钱快。两天下来，他只赚了一身臭汗。出租屋空荡荡，他哭得山响。

　　知夫莫若妻。妻子很快来到广州，也很快明白了这一切：丈夫大热天还穿着长袖，两颗门牙已经烂掉，才27岁已淡了性趣，总蹲在墙根下———全世界的“4号客”都喜欢蹲姿。

　　妻子只好帮他去炒票。妻子成了他的信用卡。“三条七”没本钱，就让想买票的旅客先拿出来，旅客不同意，他就拿妻子作抵押：你看她怀着孕，跑得掉吗？其实，“三条七”从内部根本拿不到票，他只是往买票长龙中插队。如果别人不让插，他会指指妻子：“你看我老婆挺着个大肚子，帮个忙吧。”

　　一张票赚二十，一天赚百八十块，可“三条七”过得还是苦。要知道，他每天要花60-100元买毒品啊。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上午10时离开出租屋，步行到三元里村买三包毒品，再折回出租屋，躲在厕所里注射一针；约摸11点钟，坐公交车到火车站炒票，下午3时返回出租屋，再注射一针；下午4时又从出租屋赶到火车站，炒票至晚上9时，回出租屋注射最后一针。

　　对“三条七”的吸毒，妻子没有太多指责。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震惊了：一是“三条七”用不洁针管注射毒品，引起屁股感染，被开刀生生挖掉一块肉；二是“三条七”有时瘾来了，连自己的尿也回收注射。

　　她求他：戒了吧。

　　“三条七”把门反锁，躺在阁楼里。八小时后，他开始打哈欠流鼻涕，“就像有几万条虫子在骨头里咬。”他拿头撞墙，扯头发抓胸脯……30个小时后，“三条七”还是跑向了三元里村。

　　几天前，“三条七”又去求一个老刑警：“我在这风头上再去火车站炒票，你把我当场拿下，拘留我半个月，让我戒了，然后我回老家———再过个把月，我老婆就要生了。”

　　应声开门：一张女人的脸！

　　本报记者李宜航郑杰

　　嘘！

　　有人敲门。

　　进来的不是治安队员，是一张女人的脸。

　　我们住在三元里村的世康大街7号，本月3日入住。此时，是4日晚7时，夜幕刚刚拉上。

　　“我是你们对门邻居，‘士多’的阿芹。”女人显得很大方。

　　阿芹主动扯开了：“我以前开发廊，现在风声紧，不开了。哦，现在开发廊的都转移到‘士多’了。‘士多’安全，别人不会怀疑，说起来也好听。我手下有六七个小姐，个个都很靓。有个××省的，那皮肤……我见你们住进来，邻居嘛，关照你们一下。”

　　“关照什么？”

　　“睡觉呗。等着啊，我现在就去帮你们叫，包管满意。”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阿芹已经走了。两分钟工夫，阿芹就领来一个姑娘，颇有几分姿色。

　　姑娘自称小倩，21岁，梅州人，6岁随父迁到外省，前年来广州“捞世界”。她先在发廊做，后来发廊关门，就被“妈咪”阿芹养起来。阿芹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就在三元里世康大街。阿芹在“士多”帮她物色男人，赚的钱两人分。一般收“客人”130元，小倩得100元，阿芹得30元，交10元保护费。三元里离火车站近，很多白天在火车站炒票的、摆摊的、贩毒的、吸毒的，晚上都来这里买欢，出价也不低，小倩目前已小有积蓄。“他们吃火车站，我们吃他们。”小倩不无得意。

　　“我们也是梅州人，老乡搞老乡，怎么好意思……”我们推脱。

　　“自己人有什么关系？自己人感情才好呢！”。

　　我们谎称马上要去找朋友，请她们走。阿芹无奈，出门时，她笑着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呼机号码。已经出门了，她还在嚷：明天啊，明天我给你们找几个更漂亮的。

　　其实，在阿芹之前，另一个“士多”店的邻居——“胖女人”已经找过我们了。每次经过隔壁“士多”，她都会扯住我们，无论我们说话多么不客气。

　　3日晚9时，胖女人来缠我们。

　　当时我们回出租屋，胖女人恰巧看见。她坐在一张凳子上，一手摸着脚丫子，一手拎着矿泉水。夜色里，三十多岁的她显得很老，只有一双贼溜溜的眼珠在动。

　　“做‘生意’吧！邻居，优惠你们。”胖女人声儿大得像放炮。

　　我们决定去探探她的淫窝。

　　她领我们到了10米远的6号，可着喉咙喊：小妹，下来。

　　一个小妹噔噔噔下了楼，打开防盗门。

　　“听说现在查得严，这里又对着大街，安不安全？”我们试探。

　　“楼上就住着保安，你说安不安全？保证没人来查。我们和保安是有关系的，我做了几年‘生意’，从没被查过。”

　　我们不作声。胖女人强行推我们上二楼。

　　这是一间怎样邋遢的出租屋啊：不通风，灯光幽暗，床头还放着一个放卫生纸的大马桶。小妹说她还未满18岁，外省人，在四姊妹中排行老大，去年来广州，想挣钱养家。“靠身子吃饭呗，生意还不错，火车站那帮‘混混’都喜欢来这，近嘛。”

　　“屋子太小、太热了。”我们说。

　　“胡扯！附近有个出租屋，一屋住了十多个小姐，男男女女在屋里走动根本不穿衣服。”胖女人有些愠怒：你们到底做不做？别耽误事。要不是看在邻居的份上，我找人收拾你们。

　　我们迅速离开。

　　……

　　经过整整一周的暗访，我们发现三元里村的发廊的确少了，但不少“士多”却成了色情“中转站”。仅仅在世康大街，就有五家之多；在抗英大街，也至少有三家。

　　至于三元里究竟有多少在“士多”拉客的“阿芹”？又有多少在出租屋做生意的“小倩”？

　　我们不知道。本报记者郑杰李宜航本报记者邓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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