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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地带：罪恶疯长 七天，我们在广州三元里村乔装成外地人整整“卧底”七天。 连续七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在村里吃、住、闲逛，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所见所闻，每每使我们陡生困惑和迷惘。这是一个普通都市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世界，规范着城里人生存和生活的一些必需的规则、制度，到了这里往往会被歪曲和变异，从而失去效力。垃圾遍布、脏水横流，生存的空间是鲜见天日的“握手楼”———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却成了皮条客、暗娼、毒贩、吸毒者以及各种作奸犯科者的乐园。 6月3日，我们装扮成来广州找工作的外地青年，怀着类似探险的心情，踏进有着历史威名的三元里村。我们总共只带了一个事先借来的外地人身份证。在抗英大街上，一名中年妇女听说我们要找房子，表示给10元线就可带我们去找，成功了，收100元劳务费。我们同意。 中年妇女七弯八拐把我们带到一个房东家。我们问要是一个身份证都没有，能否租房？房东有点犹豫，说现在是“有史以来查得最紧的时候，要用身份证办暂住证”。“以前租房不用身份证吗？”“当然不用！”房东语气很肯定。 最终在世康大街某号租了房。我们对房东老婆说只有一个身份证，她当即表示“可以可以，用这个去办暂住证”。又说只要交相片，她去趟治保会就能办妥暂住证，根本不用我们出面。“用假身份证可不可以？”她的态度有些暧昧：“要是不给人看出来，就行！”我们又提出疑问：“如果有人查另一个人的暂住证怎么办？”“那你们就说是来看朋友。” 就这样，我们在这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星期。这期间，房东老婆也没有催我们去办暂住证。而按照广州市公安局的规定，凡入住出租屋，都要办暂住证，暂住证必须在24小时内申请，且要本人亲笔填表。因此，在这七天里，我们是彻头彻尾的非法居留者。 成天在村巷里晃悠，满眼都是暗娼。我们问她们怕不怕被抓，其中一个掏出暂住证，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证件呀，有暂住证他们就不管啦！” 在三元里村口的一些餐厅、“士多”前，常有一帮帮新疆男女蹲在一起。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贩毒的。在村口的小食店吃早餐时，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他们偷偷用可乐罐、香烟盒装着毒品递给吸毒者，有时他们更大胆到向路人公然兜售。我们观察了一个星期，根本没发现他们受到什么干涉。 睡在三元里，忽而听到歇斯底里的尖叫，忽而听到似狼奔豕突的脚步声，有时甚至分明是压抑着的妇人低泣。这让我们备感惊恐。房东老婆说：“三元里村大多数出租屋的房东都嫌这里乱，不住在这里，到月只是过来收一下租。房子没人管，住了些什么人，互相根本不知道，当然就乱七八糟啦！” “那靠什么维生？”我们问。“我们都转为城市户了，男的在外面打打工赚点外快，其实大部分收入都要靠房租。”“所以你们要想方设法让人租你的房子。”“当然啦！” 欲念膨胀的陋室狂言 本报记者王宁德赵世龙 在广花五路一个巷口的缝纫摊档，一个红纸做成的牌子挂在上方，上书：“外来工之家，住宿：最高四十元，最低十元”。看档的不时抬头瞄一眼巷口。我们打扮成“民工”，刚一驻足，他马上就问：“要住宿吗？”———就这样，我们被带到巷子最里边的胡同一栋居民楼的六楼。 客厅角落的桌子前坐着一名年轻人，我们被带到他面前登记，那人看了我们一眼说：“身份证呢？”“我们的身份证被偷了。”本来想着起码要费一番口舌，没想到他马上一脸同情：“那你写一个名字吧。”记者随便写了一个名字，那人一摆手：“行了，交钱吧！” 这个“家”共有两套房子，八个房间共有32个床位，共用一个厨房和洗手间，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上下两层的“碌架”铁床，床上有一个海绵床垫、一张凉席和一个枕头，所有的东西都因“阅人无数”而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屋内臭气熏天，当天广州室外最高气温34摄氏度，可房间里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 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两个勉强躺在床上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屋里的人开始和我们熟络起来。这里住的大多数是来找工作的外地人，也有并不急于工作的行迹可疑者。聊下来才知道，住在这里的各色人等，赚钱有好多方式，比如：以前这里曾经住过专门卖假证件的；两天前刚走的两个四川人，则是专门卖血的；还有的只是靠向老乡借钱，居然也在这里生活了两个多月……用一个江西人的话来说，有工作的绝对不会住在这里。 这里是这个城市另类世界的一个角落，“外来工”在这里稍作停留，然后就急不可耐投身成了城市中不择手段食人群的一分子。诸多因素使得他们的选择没了做人的底线。当记者问有无合适的工作介绍时，一个看似颇有经验的湖南人打量了我们一下，颇认真地说：“不如你们去做‘鸭’吧，不吃苦，钱又多。”——记者愕然。 据说传销颇有造诣的老板终于出现了，他自我介绍姓黄，40岁左右，打着领带，拿着手机，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黄老板很健谈，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有文化有眼光、大起大落的能人：读过大学，在国家机关工作过，开过煤矿，打过工……“不过我最成功也最有兴趣的是各种新的营销方式，比如说传销，最多时我手下的网络有两千多人。” 他斜靠在床上向我们讲述他的“成功哲学”：“广州确实是个好地方，你看我，每天这里晃晃，那里晃晃，一年弄个十来万没问题。”见听者都睁大了眼睛，黄老板微微一笑：“我这个地方开张不到五个月，已净赚了两三万，我老婆那边还有一间诊所，另外我和三个朋友还合开了一家公司，你说我一年能赚多少？”毕竟做过传销，黄老板善于将经验转化为理论：“广州为什么好？这个地方每天都在变化，你看小偷要偷东西首先往人群里一挤，人群一乱，他就得手了。广州这里也乱，但只有乱，才有机会。” “那你这个旅馆不要执照吗？”记者将话题转了回来。 “嗤！开一家旅馆你知道要多少道手续？——要五个证，我有关系，所以什么证都不要。”听得大家口水直流，黄老板更加得意，他将五个证的内容一一列举之后说：“当然这也不是谁都能干的，第一要有稳定的客源，我跟劳务市场的蔡经理熟，他们那边每介绍一个客人，我给他们公司两块钱；再就是治保队，我每个月请他们吃几餐饭，大家就成了朋友，我开业五个月，从来没人查过这里。你们住在这儿就放心吧！” 黄老板越说越得意，索性脱了鞋，将一双穿着女式丝袜的脚挪到了床上：“我老婆的诊所没执照上个月被查，所有的药都被没收了——你查了更好，反正每年就那么一两次，我就算是交税了，第二天我就买了药重新开张；旁边那家就不行了，他只有那么一点钱，只好收档。等他收了档，原来卖30元的吊针，现在我能卖35元，你说他查得好不好？” “我再告诉你一条，这里的档口，90%以上没有执照。” ----“……！” 在一个星期的暗访调查中，记者发现，有关部门对旅业的登记要求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走马岗××招待所，记者虽然被告知必须出示身份证，但门口一个拉客的女人却表示：如果住100元以上的“高档客房”，没有证件还是可以的。而另一家叫“向阳招待所”的，登记的问题更加严重，只要多加30元押金，没有任何证件亦可入住。而这样的“旅业”究竟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什么服务，相信大家不言自明。本报记者郑杰李宜航 上图中女子在新市的出租屋洗澡时被烂仔偷窥，一顿怒骂后，被烂仔打得头破血流。(赵世龙8日摄于新市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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