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硫酸毁容案遭遇精神鉴定难题，“三处鉴定，两种结论”，由此出现犯罪嫌疑人王逸“两度释放、三次被抓”，随着5月18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精神鉴定的内容和程序成为争论焦点---

　　质疑精神鉴定

　　一、案发

　　几乎每一个硫酸毁容案，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和另一个痛苦的开始。1999年5月28日，接到因病在家休养的姐姐王逸约请吃晚饭的电话，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医生王迪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惨祸即将由此降临。

　　是日晚8时许，探望结束，王逸手持茶杯，下楼送行，王迪带她24个月的儿子奔奔，及母亲倪玉兰、丈夫黄健，走到住宅楼东侧较暗处，准备骑“金鸟”助力车离开，突然，她感到脸上一热，浑身剧痛，忍不住“哇”地一声惨叫，儿子奔奔、母亲同时发出痛苦的呼喊——王逸，突然将手中茶杯里的硫酸泼向三个亲人！

　　当王逸男友俞卫新赶到现场，只见王迪全身赤裸，薄薄的春衫已被浓硫酸腐蚀，身体大面积灼烧伤，尤其可怜的是奔奔，粉嫩的脸蛋及身体血肉模糊，母亲倪玉兰不顾自身被泼，抱着外孙奔向医院-----经鉴定，王迪、奔奔“三级伤残”。

　　二、鉴定

　　如果结合我国以前硫酸伤人案的判例，此案王逸被判死刑可能极大，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1999年6月9日，南通市崇川公安分局认为王逸与众不同，遂委托江苏省司法鉴定委员会指定鉴定医院——南通市通济医院，对王逸作精神司法鉴定。该医院鉴定王逸为典型的重症精神病，无责任能力，建议治疗。为慎重起见，6月30日，警方委托江苏省司法鉴定委员会指定鉴定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专家鉴定，8月27日，得出结论：与通济医院一致。

　　鉴于江苏两级鉴定一致，9月10日，警方决定：撤消案件，王逸无罪释放。这一消息给当初对此案进行连续报道，并多次谴责王逸毒辣阴狠、灭绝人性的南通部分地方媒体泼了一瓢冷水。正在北京进行植皮手术的王迪听说后，立即赶回南通，与丈夫黄健一起，反复向警方申诉，警方在没有合理理由怀疑江苏两级鉴定的情况下，由黄健陪同，前往上海，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11月4日，鉴定人员来通，在通济医院与王逸谈话1小时左右。12月2日，得出结论：王逸无精神病，具备完全责任能力。警方遂对正在治疗的王逸予以刑事拘留，同时提请检察院批捕。

　　三、争论

　　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认为：上海鉴定内容不实，回避精神异常症状，鉴定时间距案发已5个多月，王逸已接受精神病正规治疗一个多疗程，不能正确反映当时行为人王逸精神状态，是非法鉴定，决定不予批捕。王逸于12月23日被释放，再度被送往通济医院治疗。黄健闻讯，带着刀子和硫酸在崇川区检察院大吵大闹，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建平为此不能正常上班。同时，王频频上访。

　　在王迪写的《要求查处硫酸毁容案的报告》中，王迪分析王逸作案动机：父母一直想留王逸招婿，但父母不同意现在的男友。父母拿出9万多元给我买房，她反对，认为父母偏心，又嫉恨我这个妹妹，在极端自私和狭隘的心理驱动下，她泼出了硫酸，正如上海方鉴定所称：是一种“情绪反应”。同时指出：家族和王逸本人从来没有精神病，作案前王是南通松久时装公司报关员。她一面约请家人，准备晚餐；一面买来硫酸，穿上了厚的长袖外衣，在经过5分多钟的犹豫后，泼出硫酸。有明确动机、预谋和自我保护，并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这些意见得到南通市领导重视，市政法委召集公、检、法部门开会，1月28日，王逸被正式逮捕。

　　四、质疑

　　5月18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王迪父母在《关于南通王逸硫酸毁容案的呼吁》中介绍：王因患心肌炎和菌痢，已有半年没上班，事发前严重失眠，每天只睡1到2小时，思维混乱。身为医生的王母给她注射镇定剂，她认为是“安乐死”，强烈抗拒，从床上滚到地下；王母与小女儿探病，她以为是临终告别；心肌炎已基本痊愈，无需住院，她以为心肌坏死，医院不收快死的人等等。王逸住30多万元新装修住宅，因生病暂时不能结婚，婚姻财产有一定矛盾，没有激化。1999年5月，家人曾准备送王逸到天津亲戚处看心理医生，作为医生的黄健、王迪夫妇也分别致电天津及崇明亲戚：“家中要出大事了，快来劝劝！”但没想到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认为：南通及江苏省的鉴定是在事发后立即进行的鉴定，当时受害人均在医院抢救，结论较贴近事实。

　　被告律师、南通市平凡律师事务所吴建新提出质疑：一是鉴定与鉴定人的能力、水平有关，不存在有关方面所称法律效力就高适用的问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同样作为证据，不应有级别之分。谁更科学，法院就该采信谁。二是在检察院不批捕的情况下，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开会讨论后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违反司法公正。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是检察院的职责，开会讨论，法院提前介入，必然先入为主。三是不应无限制地对鉴定结论提出疑议。根据两院三部1989年《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对疑难案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难以鉴定的，可以由委托鉴定机关重新委托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江苏省和南通市有能力鉴定，结论明确，并不属疑难鉴定案件。他指出，作案动机是作案人内心的动因，应根据自己所讲“母亲要害死我了！”等认定，上海鉴定侧重家庭婚姻财产问题，有主观臆断成分。

　　五、思考

　　同样的事实，为何有不同的结论？王逸究竟有没有精神病？究竟如何进行精神鉴定？精神鉴定的程序、专家构成、检查内容究竟是什么？政法委如何“定位”？在没有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媒体怎样客观公正，避免成为表达犯罪谴责和社会同情的工具？南通硫酸毁容案的意义，已远远超过案件本身。

　　精神科学极其复杂，我国精神司法鉴定需要量化标准。南通、江苏与上海鉴定差异的焦点，在于对被鉴定人的精神分析。前两者认为是被害妄想等所致行为失控，后者认为是长期心理失衡扭曲所致情绪反应，鉴定依据鉴定者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水平，各执一词，而实验室检查如脑电图、美国明尼苏达人格测定等量化指标不足。

　　精神鉴定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存在盲区。控方认为南通及江苏鉴定没有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材料片面；辩方则认为上海鉴定没有进行实验室检查，仅仅凭约1小时谈话就得出结论，鉴定时间滞后于治疗时间。那么，究竟什么是精神鉴定的必检项目，应该在什么时候鉴定呢？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在鉴定人员构成上，也有人对南通及江苏8位专家、上海3位专家鉴定资格提出疑议。

　　在对鉴定结论进行庭审质证时，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场，证人就到场；而被告辩护律师要求证人到场，则可来可不来，如此“信息不对称”，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由于鉴定结论反复，司法机关也随之摇摆，“三抓两放”，暴露出在采信结论上的随意性，司法机关应保持自己审查案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两个结论，截然相反，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限制行为能力的可能呢？从定罪要求“证据确凿”的角度看，能否排除这种可能呢？有没有必要请全国专家大会诊？此案同样给法院审判出了难题。但愿这一经典案例，能够给我国精神病学、精神病法学等学科研究和司法实践带来一点启迪。(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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