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肇州县检察院在35天内连办两案，抓了两个涉嫌刑事犯罪的女人。最后，虽然她们一个被无罪释放，另一个由检察院作出撤诉处理，但随后丧失工作的厄运却没有放过她们。

　　陈龙梅是黑龙江省肇州县国税二分局现金员。4年前，即1996年10月2日中午，她发现金库被盗。肇州县检察院在接到报案后，却于次日凌晨将她收容审查，并将她更名为“东龙海”后被送到另外一地拘押。她的父母也因此受刑讯体罚。

　　同年11月13日，该县公安局对她解除收审，并将她释放。但次年2月，县检察院又先后3次令其父为陈龙梅前去办理取保候审手续。陈家为此多次向检察院要求给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检察院反贪局长于凯竟说：我们再也不找你们，你们也就别再找我们了牎

　　陈家人被迫踏上了投诉之路。《黑龙江日报》以读者来信形式，先后刊发陈龙梅的署名文章《刑讯逼供，国法难容》、《我的冤屈何时才有头》，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肇州县人大常委会也派出了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处理，作出“肇州县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发给陈龙梅撤案决定书。”大庆市检察院也两次派人到陈家了解情况，并对陈龙梅进行了验伤。

　　然而，肇州县检察院为应付上级调查，在将陈龙梅的“贪污罪”划掉后改写成“挪用公款罪”。但不久又将陈的“挪用公款罪”否认，自称“这不是犯罪”。就在接受该县人大常委会调查过程中，检察院又以案子卷宗已被大庆市纪检委调走作借口，一再推拖。实在被人问急了，检察院就说：“我们当初没有立案决定书，所以现在也不能给她发什么撤案决定书。”就这样4年过去了。

　　另一位女性张春英被抓时已是35岁，原是黑龙江省肇州县邮电局财务股的一名出纳员，因局内办公经费不足，她受领导指派，先后两次去城内收费厅，向收费员司凯华收取预缴电话费，共计13万元。双方当时各存有一份收据。

　　一次，在正常收缴费时，张春英把预缴费与当下应缴的话费，一并出具为正式缴款收据后交给司凯华，并向司凯华索要前两次出具的4万元和9万元两张临时收据。司称：“怕丢了，放在家里，明天去局里时给你送去。”但次日司凯华没来，当张春英上门索要时情况突然变化，司凯华竟说“那两张收据前天我给你了”，同时又拿出两张收据说：“这是你以前另借我13万的证据，”反而开始向张春英索钱。当张春英向检察院报案时，肇州县检察院反因司凯华有“凭据”在手，以张春英涉嫌“贪污”为由将其逮捕。以后，张春英被送往外地先后换了7个拘押地，多次受到刑讯，耳膜也被打穿。最后终因缺乏事实证据，所谓的贪污罪最终未能成立。

　　同样为了不负错抓的责任，肇州县检察院又对张春英的工作进行“严查”，最后将她办公桌内一张1.6万元的邮票单认定为“收入不记账，贪污了1.6万元的邮票”为由而提起公诉。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张春英无罪。但检察院为避免由此引发的影响和损失，此时突然提出撤诉，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释放了张春英。

　　不知为什么，在放了张春英后，肇州县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专门给邮局召集了一次会议，说什么“不起诉她，不意味着我们错抓了她，她仍是有(犯罪)嫌疑的”。据此，邮局的领导在开会研究后，仍不让她去上班。直到今天，张春英仍然被关在单位大门外。而肇州县检察院一位曾主办过该案的于副检察长至今仍是这么一句话：“她的事儿与我们没关系，上不上班我们没有决定权。”

　　其实，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只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其单位才可无条件解除与他(她)的劳动关系。而判定一个人有无刑责，惟一的依据是人民法院的依法判决。因此，这样对待与处理张春英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悉，张春英已准备对县检察院提起赔偿诉讼。本报记者 宫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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