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呼北应，上海、沈阳等城市都在修订交规，具体条文有差，但共同的一条是规定：行人违反交规的事故，机动车司机不负责任。闻之一而悸，二而惑，三则不平。

　　小时候生活在偏远农村，正如陶渊明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不知“噪声污染”为何，更没有父母“出门注意看车”的叮咛。后来村边有了一条公路，于是有老人和孩子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生命当然不止值赔付的那几个钱，但这钱表示着钢铁的强者对血肉的弱者的良知，表示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失去生命的惋惜，无奈是双向的，双方也只好互相宽容。由之形成的常理、常规体现着脱离动物界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切关怀，在这样特定的人文环境下，事故责任的理论不是最重要的，老百姓对此有一句经典的表述：“死了也就赢了。”

　　但是有一天，今天，钢铁的汽车对行人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今后你若再犯我交规，压死你活该，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子儿。

　　再不是一个族类的语言了，过去的一家人说两家话了，一种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被消解。新交法倒是简单化了，唯以事故责任为判断，其他枝枝蔓蔓都不要，但正因为此使人忧从中来。

　　首先，它会导致司机对预防事故的放松心态以至对事故的放任心态。心理学的实验证明，人对客体的结果预期决定人对过程的重视程度。过去撞人亏心又亏钱，双重约束封锁着麻痹大意，如今精神减负，赔偿不担，未尝不会体脑懈怠，或者竟麻木不仁。其次，我们的交规还远不是一个科学体系，朝定夕改现象频仍，许多路段设计不合理，客观上造成事故多发，连有经验的司机都常犯迷糊，更遑论普及知识到大众。还有老弱病残者及未成年人，更是一个特殊人群，行动上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特殊困难，对他们的失误以至不幸坚持新交铁规，想来几近残酷。

　　实际上，所谓交通，原来的主体无疑是行人。从先后次序看，汽车上路是对行人权利的侵犯，完全可以目为非法，之所以成为合法，包含了行人对通行权利的出让以及隐忍和宽容。现在的城市道路，汽车大道通天，行人挤在两边或桥上、地下，交通部门也似乎不再代表安步当车一族的利益。如果说因为行人违规，用生命做代价并不得索赔属理所当然，那么，司机肇事也应该抵上一条命或真正赔上物有所值的命价。这只是推理，且不说生命无价，现实的今天无法做到将来也永远做不到；那么，要找回公平的办法只有一条，摒弃对行人因交通过失而遭遇不幸事故的苛刻和冷漠态度，通过合适的补偿求得责权利基本对等，也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军中，他们是柏油路战争的阵亡者，他们的过错不应该受到如此代价的惩戒，是现代化的陷阱造成他们个人的冤案。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突出强调法的权威，有人比它为“高压线”，有人说它是“悬崖旁的路”，这些都讲的是法的刚性的、冷色的一面；但法却不总是代表这一面，法更有柔性的、暖色的一面。具体到一部法或其中的某一条，人们有权质疑：地方法、部门法等小法合于全国人大的大法吗？现行法在适应社会生活的同时还有哪些不适应？要修改，该朝什么方向改？立法从本质上说应该主持公道，犹如温暖的阳光施惠众生，现实地看，我们的立法远未完全遵从这些本意。不加研究、不加区别地膜拜法，结果恰会是削弱法的权威性。在我看来，“法”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理”的一种转换。法要合乎理，理要合乎人性。再具体到新交规，谁违规谁承担后果似乎是合理的，但行人和司机，仅用数量经济学的办法求结果，其结果只能是越准确越荒谬，越是要死讲“合理”，就越是违背常理。因为，仅尊重人的生命权利一条，就足以使一切的理由黯然失色。电视上看到交规定者发表言论曰：之所以要制定严峻的交法，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不这样不行。在我看来，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是事实，但主要不体现在交通违规者多，更体现在一部部侵犯公众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居然都能堂皇出台。

　　立法首先要遵从法的精神，尊重并保护最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立法为谁着想？应是我们的立法者不可不慎思的问题。薛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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