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对于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箭弓垭村三组的“劳改释放犯”李成名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谷城县人民法院下发了《刑事判决书》：“宣告李成名无罪。”

　　17年的冤案得以平反，李成名双手捧着判决书，双眼噙满了泪水，走出法院大门，急匆匆往家里赶。路过村后的大山时，他站在海拔400多米的山顶上，对着天空高声喊道：“苍天有眼哪！”

　　笔者几经周折，在本案代理律师罗锋的帮助下，于6月30日见到了李成名。他用沙哑的声音，一字一泪道出那段痛苦经历。

　　感情的转向改变了人生方向

　　我出生于1951年6月23日，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我每次考试分数都是第一。1964年，我以超过录取分数线近40分的成绩考上了谷城县第二中学，在班上是“尖子”生。1966年“文革”开始了，由于升学无门，1968年秋，我毕业回到村里。当年秋天，我被推选为村小学民办老师，不久同前妻刘泽菊结婚了。

　　在村里人看来，好事都被我李成名赶上了：1970年春，我被推选到襄阳地区师范学校读书；两年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石花镇卧佛中学任教；1972年7月入党，同年担任校团总支书记；1975年秋，我被选拔到武汉大学襄阳分校数学系读书；1978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十堰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然而，这以后我的命运意想不到地来了个大转折。

　　1979年秋，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我辞去大学老师工作，从十堰调到谷城县师范学校当老师。就在这年，我认识了后妻苏苏(化名)。那年我28岁，苏苏18岁。

　　苏苏是我的学生，我是班主任，她是学生干部。由于平时接触多，两人很谈得来。

　　1981年秋，苏苏毕业后分到谷城县茨河中学任教。那年国庆节，我去看望她。谁知见面后，苏苏同其他3名老师被学校安排出公差。我闲着没事，把房间钥匙放在她的床头后也走了。后来有好事者跑到苏苏的房间，找到钥匙，偷偷打开苏苏的箱子，把我与苏苏的3封书信拿走，交到县教育局。人们推测我与苏之间有暧昧关系，对我和苏苏进行审查。苏苏被迫于当年调回老家枣阳市某中学任教。

　　妻子刘泽菊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怒。1981年12月7日，我们在石花镇政府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与前妻共育有五女一男，其中一个女儿经家庭协商由前妻的妹妹刘泽香抚养。离婚时法院将大女儿和二女儿判给我后，刘泽菊得到儿子和另一个女儿。此后不久，刘泽香不愿继续承担抚养之职，引起家庭纠纷，她找到石花镇政府，要求领导出面解决。由于此事关系到计生工作，镇委领导经过讨论竟作出决定：由党办秘书收回离婚证。

　　1982年1月11日，石花镇党办秘书对我与前妻宣布：镇政府当初对我们要求离婚的处理意见不妥，现在要收回离婚证。我不愿交出离婚证，便说证件在洗衣服时洗没了，党办秘书拿出离婚证的存根，在上面写道：“此离婚证所填处理意见经解决作废。”

　　党办秘书对我的话将信将疑，特意到谷城县师范学校找到校领导，要求我交出离婚证，我没给。

　　“平白无故成了罪犯”

　　1982年学校放麦假前，谷城县再次组成调查组，赴枣阳市找到苏苏，对我的情况作进一步调查。同时也给苏苏带去了我已离婚的信息。苏苏十分同情我，很快给我寄来了一封确定恋爱关系的信函。

　　1982年秋，我被调到谷城粟谷中学任教。环境的更换并没有隔断我与苏苏的感情。这年秋天，苏苏到粟谷与我一起向组织申请结婚。当时校方、公社教育组和粟谷人民公社都出具了证明。随后我们又到枣阳开了同样的证明。1982年8月7日，我与苏苏在枣阳市鹿头镇政府领取了结婚证，并在粟谷中学举行了婚礼。

　　我的前妻刘泽菊当时也找好了对象。1982年秋，她到石花镇政府申请办理再婚手续时，党办秘书告诉刘泽菊：“你与李成名离婚无效，谁结婚谁犯重婚罪。”1983年2月6日，刘泽菊将我告到谷城法院，她说：“李成名与我离婚，领导已经宣布作废，李成名与苏苏结婚属重婚。”当年6月，法院立案，出据了石花镇党办秘书伪造的假证明(后经过鉴定：非我所书，非我指纹)对我进行审查。

　　妻子苏苏的父亲在当地担任领导工作，对我的这种“作风问题”十分反感。1983年8月，苏苏承受不了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提出离婚。万般无奈之下，我们达成了“协议”。这年9月2日，我到谷城法院去拿离婚调解书时，当场被逮捕。

　　1983年12月，谷城县法院在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自诉人到庭的情况下，认定我构成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不服此判决，提出上诉。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4年2月6日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84年3月我被押送襄樊审查站劳改，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难以言表的折磨

　　1985年7月，我刑满释放，回到石花镇箭弓垭村。迈进村子，村里人以异样的眼光看我和家人。我的父母因我而抬不起头来。

　　我被送去劳改时，两个女儿小红、小华上小学，同学们看不起她们，不和她们一块玩。读到小学四年级，一位任课老师故意当众问姐妹俩：“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们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歧视，被迫退学。

　　我个人经受的折磨更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我被判刑劳改，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刑满释放回乡后，成了“黑户”。1998年，村里给我登记了农业户口，但至今没有责任田、责任山，至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94年春，住在山上的彭家不慎失火。我发现后，只身前去救火。山里人住得分散，很难喊到个帮忙的人。当我赶到彭家，大火已经封了门。我冲进去，背出80多岁的老太太，并往返多次把彭家的值钱东西救了出来。等村里救火的人赶到，我已经累瘫在地，衣服烧着了，头发烧焦了，身体被燎起水泡。上级派来的驻村干部要记功表扬我，却被村里个别干部卡了下来。因为我是个劳改释放犯。

　　1997年冬，村里的一家农户耕牛被盗。派出所警察进村后不由分说把我抓去审问，还给我带上手铐。经过调查，我没有作案时间，他们把我放回来。后来，偷牛的人被查出来了。

　　法律还我公道

　　从我回家的第一天起，我就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生命不息，申诉不止。我一边种田，一边申诉，17年来从没有间断过。

　　我们村子属大山区，山顶的高度在海拔400米以上，距石花镇中心约20公里，走山间小径到公路往返约15公里。为了省下搭车钱，我经常走山间小径去石花镇邮局发申诉材料，每个月至少两封。长年奔波，那山间小径被我踩成了一条路。我写出的申诉信有200多封，约100多万字，码起来足有一尺多高。

　　我经常奔波在谷城与襄樊、襄樊与武汉之间。17年来，我到襄樊、武汉上访近百次，少说也花去了5万元。5万元，要买5万多公斤谷子啊，我洒在田里的血汗都换成了大把大把的车票。

　　为了省钱上访，我们全家连鸡蛋也舍不得吃一个。孩子们从没向我要过新衣裳。记得1986年的春节，我准备卖点粮食给父母、孩子添件衣服，置点年货。我母亲掉着眼泪说：“成名哪，钱要花在要紧处，新衣咱不穿，年货咱不办，妈这辈子啥苦都能吃，就是咽不下这口冤哪！”孩子们也哭着说：“咱不要新衣裳，咱要干干净净的爸。”

　　为了省钱上访，我经常在火车站、汽车站候车室内过夜。我总是带着干馍和咸菜，饿了啃一口干馍，吃口咸菜；渴了跑到自来水管下喝凉水。一些小孩子甚至把我当成叫花子喊打逗乐……这些我都认了，我不敢想一名大学生、一位人民教师的尊严，我只要还我一个公道啊。

　　我一次次到有关单位申诉上访，一次次被打发回来，结果推来推去，一晃就是17年。

　　1999年3月15日，我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襄樊市街头，在襄城区十字街附近，无意间看到“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为何不请求律师帮助？我心里闪出试试看的念头，鼓足勇气，走进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公正的法律救了我。谷城县法院经过大量详细的调查，终于作出判决“李成名无重婚事实，不构成重婚罪”。

　　现在，我的冤案平反了。我做梦都想回到讲台，回到孩子们中间。我期盼着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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