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一：界定标准何在

　　●命题二：取证如何有效

　　●命题三：立法依据难寻

　　在本报针对性骚扰这个话题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人这样形容性骚扰这种无时不在却鲜有冲突的局面。“在平静的海平面下，掩盖着半真半假的玩笑和动作。骚扰者和被骚扰者在进进退退之中寻找着一种平衡，以便保证让海平面的平静掩盖住双方内心的喧嚣”。由于如此曲折复杂的形容，只因为隐性性骚扰的确在很多地方难以准确界定，所以尽管每个人都表示性骚扰已经“相当严重”了，但它却始终未能浮出海面。

　　界定，实在太难

　　当上司的胳膊很随便地搭上女职员裸露的肩头，一边又讲到这个月的奖金分配，一边手指兴奋地在你肩上划来划去时，相信这位女职员很难有勇气承认上司是有意对你进行骚扰，这种介于“有意无意”中的性骚扰，占总骚扰现象的一半左右。在各种对性骚扰的定义中，都有“使对方感到不适和难堪”的字样，但你真正不适和难堪的时候，你又很难界定对方的动机是否是在故意骚扰。

　　法学专家王来说，目前不但中国，就是其他发达国家，对于性骚扰都无统一界定。一般认为有口头、行动、人为设立环境3种方式。口头方式如以下流语言挑逗异性，向其讲述个人的性经历或色情内容的故事；行动方式指故意触摸碰撞异性身体敏感部位；设立环境方式是在工作场所周围布置淫秽图片、广告等，使对方感到难堪。但这种笼统的规定并没有给被骚扰者一种实际的标准，许多被骚扰的女性在骚扰行为实际发生以后，仍在退一步地想“算了、算了，他又不是故意的”，以至一步步退到只是向朋友诉苦，直到更恶劣事件的发生。

　　取证，难上加难

　　许多被性骚扰者忍无可忍，决定依法保护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要拿出被骚扰的证据，是多么艰难。要知道，“莱温斯基的裙子”并非每次都有的，尤其是碰上那种热衷于语言骚扰的上司。

　　日前，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Y女士经常遭到所长X的性骚扰，X常将Y堵在办公室里强行搂抱、接吻，被骚扰一年之后，Y决定反抗，她准备了录音机，把X的下流话和流露出的猥亵企图都录了进去。拿着“铁证”，Y找到上级单位领导举报X的性骚扰行为。但因为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材料，最终Y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精神和身体均受到极大打击，一度入院治疗。Y的情况尚属于极端明显的性骚扰，对于那些只限于抚摸一下，讲些过分语言的隐性性骚扰，取证的难度更大。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受害者很难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由于举证困难，大部分的性骚扰案即使告上法庭，也难以得到解决。某报曾报道了一名男教师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的案例，此案惟一有效的证据便是受害人指控和这男教师的供词，但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男教师却当庭翻供了。最后，由于难以取得新的证据，法院只好认定性骚扰不成立。

　　立法，道路尚远

　　川大法学系李建化教授说，目前国内性骚扰的主要表现有3种形式：一是利用职务之便的办公室骚扰，尤其在三资企业，职员大多是年轻的白领小组，性骚扰现象较多；二是离婚后的骚扰；三是大街上的流氓行为。去年3月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提出制定《反性骚扰法》的提案，这一问题才真正引起了国人的重视。

　　查找国内对性骚扰的适用法律，李教授说，1979年《刑法》中有对“流氓罪”的判定，(新《刑法》中已经取消)，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37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法律意义上来理解，这几条法律条偏向于“公共场合性”，并没能对发生在办公室中的性骚扰作出有效设定，即使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也没有专门针对性骚扰的相关条款。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我国把故意挨擦女性身体敏感部位等隐性性骚扰的现象，均排斥在了法律之外。

　　对于隐性性骚扰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一些法律专家提出，不妨先从地方法规入手，强行要求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办法中加入惩罚性骚扰的条款，可能效果很好。不过最主要的仍是树立男女之间相互尊重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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