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目击者纷纷说话：没有三轮和菜摊挡道

　　一位开机动三轮车的唐师傅告诉记者：“当时，我去送了一个客人后将车停在离检查地点100米的三轮车停靠点，看见‘运政’在对一辆长安车进行检查，因为平时都看惯了‘运政’检查，就没在意，但都过了二十分钟，车子都还没开走，我就想咋个检查这么久。于是就跑过去看，这时，他们上了车，将车开走了。”记者问：“当时是不是有很多三轮车挡在前面，后面的汽车不好走？”唐回答“根本不可能，这么早，三轮车都没来几辆，哪里会挡得到路，况且，我们是规定了停车点的，哪敢乱停。”在现场，许多群众还告诉记者，事发当日街上没得摆摊卖菜的，也没得三轮车挡住汽车。

　　“汽车很好走”。

　　在采访了当日的目击者后，记者的心情很不平静。如此简单的事实，当事双方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呢。而目击群众的说法又与死者家属和驾驶员陶帮华的说法基本一致。如果“运政”的说法是事实，难道，目击群众都在“说谎”？

　　数百群众围上来指责“运政”：不顾孕妇误时20分钟

　　当街上的群众得知记者是要调查“7-16”事件发生时的情况时，数百名群众立即围了上来，许多群众都主动向记者证实事发当时的情况。席草田街107号的王光照告诉记者，当时，他看见一辆运政车把一辆长安车拦下来检查，他在店里做包子，他妻子张宗群就过去看热闹，起码耽搁了二十分钟，两辆车才走。

　　张宗群说：我的店子在当时的停车点的斜对面，看见“运政”在检查一辆长安车，几分钟后我就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运政”把一个男子从长安车喊到稽查车上，问他拿钱没有，那个男的说没拿。问了几分钟后，那个男的又回到长安车上，可“运政”的却又要把人家喊下来，不准他坐那个车，我觉得奇怪，人家的婆娘要生小孩了你还不准人家坐一个车。但后来，那个男的还是没有坐长安车，而是坐的“运政”的车。记者问“从检查到开车走耽搁了多少时间”，张宗群十分肯定地说“有二十分钟”，记者反问“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张回答“肯定有，这么多人都看到的。”

　　席草田街李三山货店的陈良章说起当时的情况就很冒火，“别人都要生小孩了，你还不让人家走”。陈说：当时，司机把本本拿给“运政”后说，车上是拉的怀儿婆，把她送到医院再说，但“运政”不理，有个“运政”还把长安车的车钥匙抽了。“这中间起码耽搁了20分钟”。

　　街上一位姓周的个体老板也向记者证实：“当时，运管所的车子把长安车挡下后，司机把手续给他说：‘再啷个也要把孕妇弄到医院嘛！’‘运政’说你不要慌，孕妇我们会管。司机和‘运政’说来顶起了。前后耽搁了20来分钟，两个车子才往医院开。”卖干杂货的张军当时正在摆摊子，他看见一辆长安车被“运政”检查，由于店里无人，他没过去看，但当时围了很多人，检查了二十分钟后，车才开走。后来，张才知道长安车上拉的是孕妇。张希望“有关部门应调查清楚，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陶帮华唐泽平：此前讲的都是实情

　　昨日上午10时许，本报记者与四川省有线电视台的记者来到陶帮华(前天误为陶帮伟)的家，让陶师傅驾驶他的长安面包车，按照事发当日的行程行驶到席草田街。此时，四川电视台《黄金30分-焦点》的4位记者也赶来了。长安车在事发当日被“运政”检查的地点停下，陶帮华再一次叙述了事发当时的情况，与陶第一次向记者介绍的情况和7日下午在运管所当着“运政”的面所说的一致。死者徐文英的丈夫唐泽平也在现场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我坐在长安车的第二排位置上，与我岳母、妻子坐在一排。我们坐的长安车被拦下后，我就被运政人员喊到稽查车上去问情况(详见本报此前的报道)，当我从运政稽查车回到陶师傅的长安车上后，又被运政人员喊了下来，要我坐到他们车上去……当车子到医院后，我扶着妻子上了三楼，有一个运政人员也跟着来了，后来，我在调查材料上签了字后，那个人才走……”

　　如此执法让人心灵阵痛

　　尊敬的“热点新闻”编辑：从《华西都市都》近两日连续报道的“孕妇之死”事件中，我感到了许多曾经感受过、思考过的心灵的阵痛，于是写了以下文字，希望能够见报。不知可否，请回信。

　　1、谁赋予了执法人员可以无时间、地点、对象地随意执法的权利？行政执法人员不应该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拥有对任何公民的执法权力。准确地说，行政执法行为是一种公务活动，其执法的权利和范畴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规范、限制。而且，现今行政执法的程序是在“假设有错”的前提下实施的，这与中国司法界的改革相比而言，区别确实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当今社会的物质利益驱动原则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真实反映和客观存在，严格意义上说这正是腐败的条件和根源。

　　2、现今繁杂的执法人员是否足以具备履行相应执法行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法律的、道德的素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法制社会的建立和完善，这是对人的权利的无条件尊重和有秩序保护的开始。执法人员作为执法的主体应当是最能体现法律(包括行政法规)的思想和精髓的忠诚者，这一方面要求他们对法律必须有深刻、准确、客观的理解，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对法律必须有忠实、自律、公正的执行能力。很显然，这对中国当今权力部门特别是基层权力部门的绝大多数“近亲繁殖”的执法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种啼笑皆非的奢侈。那么反过来我们不妨问问：这样的执法人员留之何用？这样的执法人员何以委以重任？

　　3、种种执法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法律上明确界定的相应的义务来平衡和制约？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也必须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就不能履行相应的权利。比如一名警察开枪击中武力拒捕的嫌疑人后，此时他必须履行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即将受伤嫌疑人送医救治。事实上“孕妇之死”事件中的执法人员如果有相应的义务来严格规范，应该是能够避免强制执法所带来的本不应该发生的惨痛后果的。解放军读者：二炮2000年8月7日

　　“华西”威远纸贵一抢而空市民含泪读报

　　本报连续两天对“运政检查漠视生命”一事进行报道后，犹如在威远县城，投了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广大市民中引起强大反响，一时间“华西”纸贵，报纸一到威远就被一抢而空，许多市民含着泪读完报道后纷纷痛斥运政人员的不义行为。　　

　　7日的威远骄阳似火，但丝毫没有挡住三轮车夫余木祥来邮局看本报报道的激动。已是下午2时16分了，余木祥还坐在自己的三轮车上，仔细阅读本报7日第7版上的《孕妇之死该谁负责》，这位40多岁的中年汉子边看边感慨：真是太缺德了，人家两条人命哟，怎么能这样呢？　　

　　据邮局门口卖报纸的称：这两天报纸一到威远就被一抢而空，根本不够卖，许多人没买到报纸都很遗憾。对了，7日上午运管所有一个人来报摊上问：还有没得报纸，看报上是不是乱吹的。　　

　　今年35岁的罗丽英在威远县城卖水果，她有一个14岁的小孩。据罗丽英介绍：报纸报道此事前，她们就听说了这件事，当时就很气愤。6日，报纸到威远后，她在报摊上拿了一份来看，都是做过母亲的人了，看着看着，罗就哭了，一直流着泪看完了报道。　　

　　7日下午2时30分，记者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运政人员骑着一辆无牌照却有警灯的两轮摩托车来到报摊上买报纸，但也未买到。在群众异样的目光中，“运政”骑车快速离开了报摊。后据了解，这位买报纸的“运政”，名叫夏怀清，正是事发当日参与检查的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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