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中央电视台某个法律栏目的制作要求，经法院允许，从看守所被释放出来的当天，张鸿雁在公园里与父母匆匆一面，就踏上东去的火车，到上海拍摄与哥哥相逢的场面。

　　10个月前，1999年9月12日，张鸿雁也是带着同样的兴奋去上海，找哥哥。在他肩上的挎包里，装着给哥哥交学费用的1万块钱。下了火车，张鸿雁直奔哥哥刚刚入学的华东理工大学。等待他的却是一张警察布下的恢恢法网。此后，直到2000年6月30日开庭，他才见到了用传呼把自己骗至上海的哥哥。

　　他们一直手足情深。参与此事报道审理的人都对记者谈到张鸿雁这孩子特别懂事。看着父母为了供他们三个孩子上学历尽辛劳，16岁就决定先就着哥哥读书，他退学打工补充家用。1998年张洪涛在郑州复读的一年里，如果没有母亲替人家包饺子，父亲卖报纸、看自行车，弟弟挂广告牌、当业务员的收入支持，张洪涛拜师学画，上培训班，买材料，甚至报告考试的100块钱都拿不出。”

　　张洪涛的父亲也告诉记者，1999年8月，张洪涛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张鸿雁比哥哥还激动，“他扒拉着平日里和哥哥混穿的一堆衣服，选了又选，把像样的都给了要去见大世面的哥哥”。

　　问题出在9000元学费上。这个家一筹莫展地回到周口市的乡下老家，卖地卖猪，东拼西借，到张洪涛9月9日出发时，他们也只凑起了5000元。

　　“我们没想到孩子会出事，感到很突然。”父亲说他在9月7日中午，给在郑州的鸿雁打了个传呼，说哥哥上学还差着钱，明天就要上路了，“他那天晚上正好看到从外面追款回来的同事小徐在宿舍点钱，他想想不敢偷，想想又缺钱，打工挣钱又很难，反复想，还跑到楼顶上睡觉，想了几个小时才决定从人家床头把钱拿走。他想拿到钱让哥哥先顶急用，然后再还。包里面有45756元现金，他哪见过这么多钱啊。”

　　与兄弟俩的沟通，是记者在电话里完成的。据张洪涛回忆，9月8日清晨，郑州管城区公安局接到报案，两天后三名警察到了上海，他们和自己是前后脚。“十几个小时，就让我一个人待在一间屋子里，也不说弟弟到底犯了什么事，我连和父母商量一下都不可能。他们让我呼弟弟到上海，我肯定不能这么做，后来他们说，如果弟弟成了在逃犯，就毁了他一辈子。”张洪涛对那个日子仍心有余痛。

　　鸿雁早就不恨哥哥了，但他承认，被抓住的那一刻，是恨的，“千里迢迢到上海来送钱，结果竟然就这样？！”那时候，他没有见到哥哥，连听哥哥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压力

　　“弟打工，挣钱供哥度寒窗；哥及第，挥泪送弟入牢房”，这样的标题赫然出现在1999年10月19日的《大河报》上。记者胡扬是在与警察的闲聊中觅得了这个纠葛着人情、法理的悲剧故事。他采访狱中的鸿雁，远赴上海采访洪涛，一星期后一个整版的特别报道将故事和盘推出。故事也迅速引起了上海、湖南多家媒体的重视。

　　张洪涛骤然感到巨大的压力，他在电话中坦率地告诉记者，“最初连同学都不知道这事，我跟学校说了，弟弟是未成年人，我一手把弟弟给送进了监狱，我没法面对这件事，希望不要把这事捅出去。但报道出来后，记者来得太多了，校方开始都是帮我把记者往外挡，后来也挡不住。”

　　很多人是站在了弟弟的一边。情义孝悌。弟弟的付出和偷钱时的动机，让人们感动的同时也忽略了他的罪行。“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我有一次很偶然到一个网站上看了看，发现那里大家都在骂哥哥，骂我狼心狗肺，骂得十分激烈，我一夜都没睡着。”洪涛苦笑道。

　　有人说，哥哥完全可以不与警察合作，另寻机会劝弟弟把钱偷偷地送回去，还有人说，投案自首也比把弟弟骗来让警察逮捕归案要好，最起码量刑要轻……洪涛也知道，一旦判刑重些，弟弟在牢里好几年，不仅弟弟被毁了，自己也一辈子无法原谅自己。“其实面对那么多钱，如果是我弟需要，我也会动心的，只不过我懂法律，有自控力，不会那么做。可是弟弟太天真了。”

　　面对

　　整个过程中，舆论尽管在毫不留情地伤害他，却也在帮助他。“由于媒体参与，我见到了好多好多名人，他们都见多识广，对这件事非常热心，出谋划策，从各个角度分析，使得我越来越有信心。”洪涛说。

　　2000年6月30日的审判庭上，管城区法院为张洪涛和他的父亲设置了一个特邀席。在看守所羁押近1年的鸿雁与哥哥四目相对。第一次亲耳听到弟弟一念之差偷钱竟是因自己的学费而起，起初故作镇定的哥哥泪如雨下。弟弟哭，妹妹在哭，父亲母亲也在哭，场上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很多人都落了泪。

　　7月6日，法院宣判，“判张鸿雁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执行，处以罚金5000元”。结果让张鸿雁一家人大喜过望。消息传到上海，一直关注此事的人都激动不已。

　　这个结果，也让争论持续。在《河南日报》社停留的一天里，记者们论及此事，看法各异。“如果不是因为案子是管城区少年法庭审的，根本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管城区少年法庭是全国的优秀法庭，量刑的时候才认真地考虑了到底哪种方式对未成年人的将来有利。”《城市早报》的记者何晖说。“对个人倒是挺有利了，可是这样判刑的结果不是有点视法律为儿戏吗？对整个社会，对被害人公平吗？！”同为记者的孙小姐，意见尖锐，她认为，“法律不能因为动机善良就忽视事实结果。感人的故事多了，多少迫于无奈偷盗、抢劫的人都有特别让人同情的理由，但是犯法就是犯法，否则谁都可以打着高尚的幌子公然犯罪。法律必须有起码的界线！”《大河报》的记者胡扬则相信，“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张鸿雁肯定是要判实刑。”

　　作为管城区法院的副院长，王琦的态度倒是很坦然，“我们的判决对于张鸿雁的犯罪原因考虑的微乎其微，关键他是未成年人，又是初犯，一时起意。据我们调查，他一直是个聪明、从小学习很优秀的孩子，只是父亲的教育形式太单一，对社会现实、个人价值都缺乏认识，就知道要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这就造成了鸿雁的逆反心理，对挫折的承受力不够。但是这一家的态度都说明，他的家庭监护条件较好，能够起到正面帮教的作用。”

　　未来？

　　记者晚上打电话的时候，只有鸿雁待在哥哥的宿舍里。面对未来，张鸿雁自信而态度清晰，他与其轻松地说，“周围的人肯定不会指指点点，可我不会管别人说些什么。以前我对家人的教育总是听不进去，老觉得凭着自己的聪明，不读书也能当大老板，做大事，这次经历挽救了我一生。看到爸爸妈妈一下苍老了那么多，无论如何也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了。”

　　鸿雁准备在26号回郑州。在上海打暑期工的哥哥挤出时间陪他看了外滩，逛了浦东，在华东理工大住着的这几天，鸿雁已经决定，回家后补习英语，上高中，像他哥哥一样考名牌大学。

　　一直到23点一刻，洪涛仍未从打工的肯德基回来。第二天早晨8点，记者得与洪涛通话。他态度平和，对于在肯德基从中午11点忙到晚上12点的生活没有怨言，“就是这件事耽误了我太多精力，我是学工业设计的，如果找一份相应的工作就比较理想。”张洪涛告诉记者，利用假期，他希望能挣出学费，挣出罚金，挣出弟弟上学的钱……当然他打工一个月挣的钱是五六百块，银行的贷学金由于找不到有力度的担保人，他还申请不到……“我只能尽力去做，该做的一定要做，不管结果如何。父母就那么多能力了，你能让他们做什么？弟弟为我付出那么多，也是我要为他付出了。”

　　7月22日，记者在郑州儿童医院见到洪涛的父母。他们住在住院部一层的楼梯下。一张单人床，两口破锅，三四个烂洋葱头，桌上搁着吃剩下的小半盆凉菜，不时有苍蝇舞动。在这个弥漫着氨水味、人来人往的楼梯口，他们栖身于此。两人的生活来源全靠李秀英为医院当清洁工挣得的300块钱。

　　他们在这里等待着。5000块罚金只交了800块钱，9月又是洪涛交第二笔学费的时候。管城法院从轻处罚的决定为他们的绝望与恐惧带来极大的安慰，但缓刑期间，张鸿雁何去何从，法院要求有切实可行的安排。

　　在采访结束之即，洪涛的父亲问了记者一个问题：“新闻媒体说半天，有什么用没有？华东理工大学也不说见面学费，也没有学校肯接收弟弟入学，读个郑州的高中赞助费都要一两万，能不能说说，最起码给我们一个正常收费？谁能帮一下啊？”

　　闻听此言，记者无言以对，只有辞别。想起来，记者郑州此行，有两个人的话说得最耐人寻味，一是管城区法院年轻的审叛长管炜所言：“现在这种情况，收这么高的学费，又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措施，连我们的家庭都没法承受，农村的聪明孩子就更没出路了。”

　　《大河报》特稿部主任刘书志在听说鸿雁去往上海之事时，不胜唏嘘，“哎！我干了20年的新闻，倒有些糊涂了，这新闻很无理啊！我们所炒的热点，在人类进程中到底有多少是有意义的事情？”记者：王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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