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以来，国内五六家媒体报出了《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泄密案”在山西忻州开庭》的消息。应该说对“艾滋病”，大家并不陌生，但艾滋病和“泄密”连在一起，并成了案子，就有点深了。

　　出差前，记者特意找专家咨询才知道，艾滋病的诊断过程要经过初筛和确认实验。我国初筛实验最常用的是酶标方法(ELISA)。初筛阴性说明没感染上；呈阳性，需要再做一次，如果第二次呈阴性也可以认为没感染上。但如果还呈阳性或可疑，就要通过做蛋白印迹实验加以确认。确认实验显阴性就可以否了初筛阳性的结果；确认实验可疑，需要三个月后再查。

　　囤了些知识，心里有了点底儿。但到了忻州，记者还是让作为原告的余梅芳和作为被告的忻州地区医院弄得有点懵，因为他们说的事实截然相反，而且难以考证；怪不得8月11日开庭那天，经过了长达6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仍未有结果。

　　-余梅芳：我没有艾滋病！医院说我得了艾滋病，把我隔离，让我出院。市防疫站的人还到我单位去调查，结果经理要不租给我柜台，房子也不让我住了。我走到哪儿，人们都躲得远远的。妹妹们老哭，以为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简直没法生活下去……

　　临行前，记者试着打电话到忻州购物中心，竟然很快找到了在那里承包柜台的浙江妇女余梅芳。8月18日，记者来到她的单身宿舍，很小、很简单。她盘着头，穿了条旗袍式的裙子，看上去是个对生活挺在意的人，不像41岁。但是，当她流着泪开始“祥林嫂式”的叙述时，却显得疲惫而苍老。

　　今年2月28日我因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住进忻州地区医院骨科。29日早上抽血做术前常规化验，下午骨科翟主任和徐大夫为我做了手术，很成功，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一直到3月1日下午2点以前，医护人员都对我挺好，每隔两小时就来给我量一次血压、脉搏、体温什么的。但是，下午2点多，护士又来量体温时，就站在离我病床老远的地方，把体温表往床上一扔，让我自己量。前几次都是护士把表放在我腋下的呀，怎么手术后第二天就变得这样了？当时，我根本不能动，翻身还要别人帮呢。我想不通，也气不过，就几次三番让陪侍我的二妹夫去问。他回来说：“没事儿，你不要乱想，安心养病吧。”

　　从那以后，没人来量血压、听脉搏了，只有一名男实习生给我送来一个体温计，让我自己量。然后，一位女护士站在门口，远远地问我：“多少度？”我举着体温表给她，她说：“不要了，你拿着吧。”他们的态度和做法全变了，该输液时也没人来。

　　第二天，3月2日上午，徐大夫来到病房跟我说，“这里人多，给你换个单人病房吧”。可我觉得这里挺好，不想换，大夫说不换就没法给我输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我采取的隔离措施。他们把我从3号病房推到12号病房时，很多人围过来看，有穿白大褂的，也有病人家属。他们的眼神怪怪的，我很尴尬，只好用被子盖着头。

　　12号病房很小、很冷，床上、柜子和窗帘都很脏，好像很久没人住，没打扫过了，有一股特别难闻的霉味。来给我输液的男实习生每次都要扎几次才能扎上。我的两个手背被扎得满是针眼，肿起来老高。后来手背都没法扎了，只好在手腕上扎。而且输完液也没人管，说是让我们自己拔。

　　换了病房后，我发现窗外、门外老有不少人鬼鬼祟祟的。只要一有人推门进来，就有一堆人挤在我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看，还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我妹妹、妹夫也显得很窘。可我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我又急又气，经常发火，心想我肯定是得了什么病了。

　　3月4日中午1点半左右，骨科翟主任来到我病房问我，“你到过南方沿海地区没有？”“你有没有接触过非洲人？”我听着不对头，没好气地问他：“你这话什么意思？”他看我生气了就说：“你50%的可能是得了艾滋病了，50%还是往好了说。”我当时很激动，一下就说：“不可能！我绝对没有那个病！”翟主任又说，我也希望你没有这个病，但事实上已经查出来了，你要相信科学。他让我马上出院，可那是我手术完的第四天啊，线还没拆呢！他说服不了我，就生气地走了。从那时到第二天傍晚，再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来管我，打扫卫生的还几次“砰”地一脚踢开门，没好气地说我们把楼道弄脏了。没办法，当晚我绑着护腰离开医院，到火车站拿着站台票上车，妹妹又高价买下人家三个座位，让我躺下，这么去了北京。

　　后来，我才知道护士变了态度那天，我妹夫去问徐大夫时，徐大夫已经告诉他97%的可能是我得了艾滋病，而且给他看了病历。但我一直坚信自己没有艾滋病。因为我身体一直很好，没输过血；我爱人是个老实农民，已经走了4年多了，这些年我就没碰过男人，邻居同事也都知道我很自重的。北京的妹妹找熟人把我的血取走化验，当天就告诉我是阴性，他们要庆祝，可我非要连夜回忻州，我怕他们哄我。3月7日，我到忻州地区防疫站抽血做了HIV化验，结果是阴性。

　　但是，购物中心领导两次通知我不要到柜台上去，还要停租我的柜台，并让我13日前搬出宿舍房，我的营业员也集体要求调换岗位。我走到哪儿，人们都躲得远远的。3月10日忻州市防疫站的人来购物中心调查我，跟看车的保安说我得了“癞病”，人家问是不是吸毒，防疫站的人说是艾滋病。

　　可就在10日那天和12日，我到太原的省防疫站性病、艾滋病监测中心，前后做了三次化验，结果都是阴性。省防疫站的人看我做了多次还不放心，就带我进实验室看，还给我讲解。那时，我才知道地区医院和防疫站根本没有资格确诊我得了艾滋病。

　　3月13日，余梅芳拿着省里的化验结果找到地区医院和防疫站，但因是她的个人行为，不具权威性和可信性，所以未被认可。3月16日，在她的“死磨硬泡”下，医院和防疫站终于把血样送到省里做确认实验，3月底得出结果是阴性。余梅芳要求医院给她开没有艾滋病的证明，遭到院方拒绝。为洗清名誉，4月18日余梅芳向忻州市法院起诉地区医院泄露医疗机密，侵害了她的名誉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47万元，并在省内权威媒体向其本人公开道歉。忻州市防疫站也因在未有定论之前派人到她所在商场访查，“为泄密事件推波助澜”，成了第二被告。

　　-忻州市防疫站：法庭上，她的证人没能指出来我们哪个泄的密

　　8月18日中午，记者来到忻州市防疫站。流行病科的武双田科长说，今年3月9日他们收到了忻州地区医院发来的传染病报告卡，而且卡上注着余梅芳已经离院，所以第二天武科长马上带着三个人和一名司机到购物中心了解余梅芳的情况。

　　“接到疫情卡，我们就必须去调查，这是《传染病防治法》上规定的。主要看她还在不在忻州。如果有必要，我们得通知她老家的卫生防疫站。”武科长告诉记者，那天他们都没有穿防疫部门的制服，车上也没什么标志，到购物中心只是向经理了解一下余梅芳的老家在什么地方，核实她现在的住址等。“前后也就十几分钟，我们没告诉任何人她是艾滋病。在法庭上，让那个保安站在我们几个人面前指证是谁对他说过余梅芳得了艾滋病，他也没指出来呀。”

　　-医院：我们遇到这个事，对全国医疗系统也许是件好事，能够引起对艾滋病新问题的普遍重视。

　　忻州地区医院承担着包括忻州市在内的14个县市280万人口的医疗保健任务，是当地最大、最好的医院。这次因为“泄密”被推上被告席，着实成了一大新闻。在本报记者赶到之前，太原有线台、黄河电视台、《忻州日报》、《健康时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曾前去了解艾滋病泄密案的情况。8月18日下午，院长助理俞立进大夫同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甲、乙、丙肝和HIV(艾滋病抗体)初筛是住院手术病人的常规检查，这既是对患者负责，也是对我们医疗体系的一种自我保护，避免术后医原性感染纠纷的出现。

　　3月1日余梅芳术前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检验科发现她HIV初筛呈阳性。咱们检验室从1998年开始做HIV实验到现在，已经1300到1500例了，呈阳性的这是第一例。所以检验科主任马上给医务处打了紧急报告。院长亲自做了部署。当天，我们通知余梅芳第二次抽血，并用特意从地区中心血站调来的，跟我院品牌不同的试剂又平行地做了8份标本，结果都呈阳性。

　　我们马上给卫生局打了报告，并给地区防疫站送了血样。第二天，地区防疫站的化验结果回来了，也是阳性。但他们和我们都只有初筛权，国家规定省防疫站的性病、艾滋病检测中心才有确诊权。所以，我们医务处又把血样和500元检测费送到地区防疫站，按照程序应由他们往省里送。3月底，检测报告回到院里，是阴性。后来，余梅芳来医院要求给她出不是HIV阳性的证明，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也不可能给她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忻州市防疫站通报了一个流行病疫情卡。因为病人已经离院，去向不清，我们无法监控她。发疫情卡是负责任的，也是严格按规定程序做的。

　　她妹夫曾找主治大夫，以不陪侍病人为要挟，要求了解病情。在这种情况下，徐大夫让他看过病历和HIV初筛呈阳性的实验报告，这个不属于泄密。国家也明确规定，除了对患者本人以外，告诉家属不算泄密。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医院没有公开地、人为地传播这个消息。

　　对于余梅芳曾向记者提到的骨科翟主任告诉她得了艾滋病，要求她出院等情况，俞立进大夫也一一给予了否认。“那么，院里的医护人员是否普遍了解，该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或被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呢？”记者问。

　　俞：了解是了解，但咱分科比较细，专业性知识并不是了解的特别的干啥，常规性的东西还是都了解的。

　　记者：您指的常规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俞：比如说HIV的传播途径。遇到问题我们都向主管部门汇报。

　　记者：卫生部每年都组织各地的培训，您院的一线医护人员经过这样的培训吗？

　　俞：我们医务处也组织过类似的专题讲座，比如实习带教。但医院人多，三班倒，不可能综合一个时间……单纯这个病，没有做过这么深的探讨。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呈阳性的情况。

　　记者：医护人员知道应该保密的事吗？

　　俞：这个清楚。

　　记者：这次事件也许正是普及相关知识的一个机会。

　　俞：辩证地看，媒体的反映对全国医疗系统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能够引起对这些问题的普遍重视。

　　-专家：初筛阳性不能作为诊断结果告诉病人或其家属。艾滋病病毒应该监控，但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必须受到保护。

　　回到北京，记者一直在找医院所说的“国家规定”，但最后只查到了一份1987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月14日卫生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旅游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发布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据悉，这是迄今为止，正式颁布的唯一一份规范艾滋病监测工作的条例。其中第2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人、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的姓名、住址等有关情况公布或传播。”

　　“这个规定比较早，现在看来很多条款说的较粗，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室副主任曲书泉副研究员说：“对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的个人资料完全保密是从一开始就有要求的。以前主要是宣传教育，现在法规要求必须给保密。我们每年都组织各级医疗、防疫部门的培训，提出或强调一些程序上的要求和原则。比如保密就是一个原则。初筛阳性绝对不可以就告诉病人和家属‘你得了艾滋病’，但可以做检测后咨询，讲清意义。疫情卡也必须是做完确认实验，确诊是感染者了才能报发的。但是，这些目前还见不到成文的东西。唉，现在就像敌人已经兵临城下，而我们还正在准备，没有出击。许多工作都迫在眉睫啊。”

　　据曲书泉老师介绍，HIV初筛出现假阳性是允许的。因为部分国产试剂的假阳性率本身就很高。所以会有在一个医院做很多次试验都呈阳性的情况。另外，若有其他病毒感染，试剂的HIV特异性又不是很强，也可能出现假阳性；再有就是操作的错误。

　　“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既要管理又要保护。因为如果他们感到受歧视，就可能转为地下，那样对多数人的威胁会更大。这几年，泄密的事太多了，病人很反感，我们也很反感，因为这对今后工作很不利。忻州是地市级，我们在省站做过培训，这个方案他们至少在1998年讨论过，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曲书泉副主任说的培训，在山西省确实搞过，而且每年好几次。但是，等参加了这些培训的忻州地区防疫站再往所辖的各县市普及时，就出现了问题。

　　8月18日，记者在忻州地区防疫站采访时了解到，1997年他们通知下属14个县市的医院、防疫站来参加有关艾滋病检测防治工作的培训，结果只有忻州市、武台县和偏关县的3个防疫站来了人。“地区医院没人来参加。后来我们就再没搞过了。资金也没有。”负责这项工作的检验科杨科长说起这些非常无奈。

　　“现在部里想搞性病、艾滋病的规划、条例和检测方案，都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卫生部传染病监督管理办公室的陈宝珍老师向记者介绍说：“当年艾滋病是从国外传入的，所以那时制定的方案是想关上大门不让它进来，阻止传入。1985年，咱们国家发现第一例，1987年搞这个规定，这又十几年了，流行趋势已经变了，需要搞一个适应现在情况特点的了。”本报记者 董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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