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罐埋藏在地下的银元被发现后，围绕着银元的归属问题，引发了一场诉讼风波：石家庄市高邑县的退休干部郭吉增及其家人以银元出土的地方是郭家的祖宅、银元为其父郭宪章所埋为由，要求收藏银元的高邑县公安局将银元退还给郭家的后人，几经交涉后，被高邑县公安局以“无法证明银元是其祖宅出土”为由拒绝。无奈，郭吉增及其侄儿郭英群等郭家后人将县公安局告上法庭。

　　哄抢银元的“特大新闻”

　　1999年3月29日下午，石家庄市高邑县集贸市场的一家住房正在大兴土木修房子，受雇的十多个民工也正在忙忙碌碌地从一辆翻斗车刚刚卸下的一车土里取土垫房地基，一个民工一锹铲下去，觉得有些异样，待将一锹土扬出去时，“哗啦啦……”土里竟像下雨似地洒出了一堆灿烂的银元。这一幕惊呆了现场的人们，短暂的沉默之后，民工们一窝蜂地扑了上去，在那堆土里拼命地刨抢了起来。不一会儿，每个人的口袋里就满是沉甸甸、丁当作响的诱人的银元。无意中发了大财的民工们兴奋不已，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这喧嚣的景象立即招来了更多的人，不远处另一个工地上的民工、过路的人，包括雇主张贵侠一家也全都加入了哄抢的行列，发现了银元的工地上更热闹非凡，一时间，来此“寻宝”的人鏖集了一大片，“土里挖出了银元”的消息也很快就传遍了全城，成为当地街头巷尾的一个热门话题。

　　当天下午，一个过路人将这个“特大新闻”向高邑县公安局报了警，由于天色已经晚，哄抢银元的民工大部分已经回家，公安局没有采取行动。第二天早上，当昨天的那十多个哄抢银元的民工来工地上班时，却发现公安局的人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们。民警将这些民工“请”到公安局后，经过调查，从这十多个民工家中将被哄抢的银元大部分追回。

　　在公安局查处哄抢银元事件的20多天后，家住高邑火车站附近的当地居民郭吉增、郭英群等找到了公安局，称被哄抢的银元是从火站附近的其祖宅、“郭家大院”挖出来的，银元系郭吉增的父亲、郭英群的爷爷郭宪章当年在外出离家避难时所埋，这批银元系郭宪章的私有合法财产，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理应由公安局收缴后退还给郭家的后人。

　　“郭家大院”的沧桑往事

　　今年69岁的郭吉增原系北京灯具厂的管理干部，十多年前退休回到老家高邑县养老，现住在高邑县火车站附近。说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郭吉增长叹一声，讲述了“郭家大院”的沧桑往事。

　　郭吉增的父辈早年在当地以务农和经商为生，郭吉增的父亲郭宪章兄弟四人，郭宪章排行第四，由于兄弟四人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在早年颇有积蓄，家境殷实。民国18年(1929年)，兄弟四人齐心协力，在高邑县火车站附近倾囊修建了一所大宅院，人称“郭家大院”。这所宅院方圆数十米、规模宏大、气派非凡，在当时县城里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好宅院，全家30多口人和睦地在一起生活。郭吉增的父亲郭宪章在兄弟四人中更是出类拔萃，郭宪章1904年生人。1925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即今中国人民政法大学的前身。由于成绩优异，才华横溢，1929年，郭宪章大学毕业后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山东某县的县长，但当时由于郭宪章的母亲和长兄相继去世，再加上战乱频繁，郭宪章不愿为国民党卖命，弃官回乡，在高邑县经商为生，不久，即被当地政府聘为商会会长。郭宪章经商数年，收入颇丰，郭家兄弟四人除了在当地拥有深宅大院、良田百亩，还在火车站附近的繁华闹市开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贸易货栈和旺铺数间，每年的收入颇丰，“郭家大院”成为当地人人羡慕的少有的富户。

　　30年代末，高邑被日军占领后，日本人知道郭宪章是个人物，就封官许愿，想请他出来在当地帮着日本人做事。郭宪章不愿沦为汉奸，就只身一人到邢台避难，在邢台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不数年，就成为华北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当然，成了名律师，财源也就滚滚而来，郭宪章使郭家大院变得更加红红火火。

　　好日子到了四十年代末就风光不再。在高邑县被解放初，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商会会长的郭宪章担心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就带着两个儿子郭吉增、郭吉魁躲到了北京，投奔大学时代的同学、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贾亭三。在北京，郭宪章的两个儿子被安排进厂当了工人，郭宪章也就提心吊胆地跟着儿子在北京生活。不久实行土改，郭家被划为富农，郭家大院被分给贫雇农居住。郭家的人全被扫地出门。郭宪章的妻子带着在家的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含泪回到了娘家，在离高邑火车站数里之外的一个小山村外搭了一间茅草房，全家人在歧视和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初，郭宪章由于被查出有历史问题，被从北京遣送回原籍。在村子里，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的郭宪章遭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除了经常挨打挨骂挨批，60多岁、体弱多病的郭宪章还被逼着干掏猪圈、扫雪、挖河沟这样的脏活儿、累活儿。当然，家是再也不能回了，不仅不能回“郭家大院”居住，连数里外他的老伴儿拖儿带女生活的那个小破草屋的家也不能去，因为，他已经被勒令和他们“划清界线”，他在北京的两个儿子逢年过节回来看他一下，被“造反派”知道，还免不了被抓过去讯问拷打一番。1967年春节前夕，63岁的郭宪章在离郭家大院不远的一个破门洞中冻饿而死。

　　“我们之所以想要回这批银元，因为那是我父亲的遗物，我们想留着做个纪念。公安局说收缴了200多块，但有人告诉我们说在现场至少有1000多块，我们不在乎多少。我父亲死得太惨了，我们全家人当年也真是太惨了，现在说起来我的心里真不好受。”花甲之年的郭吉增呜咽着说。

　　藏宝之谜

　　曾用大车拉着银元在院里埋过

　　郭家大院埋宝一事，郭吉增说他们家大多数人最初并不知道，是前后共三次被人在无意中挖出银元后他们才知道的。现在宝物肯定还有，而且数目不小，并且已经证实是郭宪章一人所埋，因为当年郭家大院是郭宪章当家，积蓄也大都是郭宪章挣来的。至于埋宝的动机，估计是因为躲避动乱。

　　郭吉增说：郭家大院被查抄前夕，有一队解放军曾在此住过几天，在做饭时，因为人多，灶台小，就把灶台拆了准备垒一个大的，但在拆了旧灶台挖地准备垒新灶台时，解放军战士意外地从灶台下面的土里挖出了一大罐银元，这罐银元据说有1000多块，被上缴充了公，“郭家大院”有宝的这个说法从此就在当地被传开了。

　　解放后不久，村里的农会组织也在郭家大院住过一段时间，一名村干部在大院的墙角下开荒种地时，也挖出了一罐银元，当时统计有1000多块，后来这些银元到哪儿去了就不知道了。村干部挖出银元后，就更加相信郭家大院埋有宝藏一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借批斗之名多次对郭宪章进行毒打拷问，但郭宪章装聋做哑，拒不交待。后来，村干部又将流落在附近的郭家的男女老少挨个捉去讯问，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郭吉增和弟弟郭吉魁曾先后从北京回老家看望过老父亲几次，每次回来都免不了挨一顿打，造反派在打他们时，总是还拐弯抹角地讯问郭家大院的宝藏都埋在什么地方，因为兄弟俩确实不知道，造反派只好做罢。后来，郭吉增也曾问过父亲此事，但郭宪章当时不置可否，至死也没有告诉儿子，给郭吉增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谜。时过境迁，郭家的人也就淡忘了此事。

　　郭家大院现住有5户人家，去年3月28日，县城街道改造，郭家大院被一劈两半，准备从中间修一条25米宽的马路通过，住郭家大院的李玉川家的自来水管因在街中，需将水管挖出来挪挪位置，在挖水管时挖出了一方砚台和大小铜牌两个，铜牌上写“律师郭宪章”的字样，几样东西用报纸包着，包铜牌的报纸为1935年出版的“天津益世报”，由此可以推断地下的东西可能是在1935年前后埋的。

　　和郭吉增相交不错的李玉川当即将这些东西送给了住在不远处的郭吉增。睹物思人，郭宪章的后人倍加伤感，第二天下午，正当他们全家人还在议论老宅里很可能还藏有宝物这件事时，就听到了在全城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从郭家大院的土里挖出了银元的这个“特大新闻”。

　　听到这个消息后，郭吉增即到老宅和捡到银元的施工工地去查看。李玉川证实说，挖出银元的土是3月29日上午一辆铲车从郭家大院取走的，位置就在他昨天挖出铜牌和砚台大约1米的地方，是在一个废弃的猪圈的食槽下。因为当天风很大，周围很少有人，司机在车上也不注意，所以这车土里有银元当时谁也没发现，直至被送到约1公里之外的张贵侠家垫房地基时才被民工发现。

　　郭家大院第三次出土银元，想起人们早就议论纷纷的郭家大院埋有金银财宝的说法，郭家的人再也坐不住了。郭吉增说：当年郭家富甲一方，郭家的田地、贸易货栈、几个旺铺的收入，再加上郭宪章当律师的收入，日进千金，多年的积蓄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当年只是住宅、田地、商铺等不动产被没收，但家中的积蓄后来都哪里去了，还一直是个谜。当年郭家人被扫地出门后，郭宪章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北京，郭宪章的两个哥哥去了石家庄，在石家庄的一个苗铺当了花工，并于60年代末相继去世，郭吉增的母亲带着孩子回娘家后也于80年代末去世，其余的人也都被遣散到附近，郭家的人大都是在监视中空手出门，当年的积蓄肯定不会被带走或转移，家里收藏的名人字画和名瓷、古董在一夜之间就全不见了，至今也是个谜。现在郭家大院第三次挖出了银元，证明当年的积蓄肯定被郭宪章埋在大院里了。

　　心急如焚的郭吉增立即招集居住在附近的郭家后代十几人开了一次特殊的家庭会，向家族成员通报郭家大院再次挖出宝物的情况，并询问家族成员有谁知道大院埋宝的秘密。

　　“老爷子临死也没说这码事，可能是当时不敢说，怕给家人惹祸。”

　　“看来埋的不多，即使还有，那么大的院子，谁知道埋在哪里。”

　　“现在院子也不是郭家的，有宝物咱也没法去挖。”

　　郭家人一阵议论和沉默之后，郭吉增70多岁的二姐忽然道出了一个深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郭家大院的确有宝藏，这前后三次被人无意挖出的银元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郭家大院曾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埋宝。一次是30年代中期，在日军侵占高邑县城前，郭宪章和妻子在深夜将家里的银元等积蓄大部掩埋在郭家大院的各个隐蔽角落。一次是在解放前夕，又将不少银元和字画等埋入地下。

　　郭宪章死后，这个秘密只有郭吉增的母亲一人知道，郭吉增的母亲守口如瓶，一直到1985年去世的前几天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守在她身边的二女儿，并详细地告诉了埋宝的数量和位置。郭吉增的四个姐妹如今都健在，在高邑县周围的几个山村里生活。郭吉增二姐生活的山村更偏僻、贫困，如今虽然儿孙满堂，但日子仍然过得不宽敞。谈到这么多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的缘由，郭吉增的二姐心情很复杂，她说这些宝藏即使郭家的后人知道现在也拿不到手，因为房子已经不是自家的了。二是怕树大招风，惹来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反倒不如先别提这码事，全家人过个安稳日子。现在听说又挖出银元了，郭家的老宅就要被县里拆了重新规划，到时恐怕这些宝物出土了还要被哄抢，不得已她才说出来，好让大家早点想个办法。

　　郭吉增的二姐说母亲去世时还透露，当年郭宪章埋宝时是用拉货的四轮大车从外边拉来银元的，可见郭家大院所埋的银元数量可观。另外，最值钱的是郭宪章一生倾心收集的名人字画和瓷器等。郭宪章本人即是一名书法造诣很高的书法家，对书画、瓷器颇有研究，在北京上学时交游甚广，和当时北京、上海的书画名家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姚茫父等都有来往，他收藏的字画里很有可能有这些大师的作品。这些字画、瓷器等也全被郭宪章在郭家大院秘密埋藏起来。现在埋宝的位置她都清楚。这番话令郭家人目瞪目呆，犹如石破天惊一般。尤其是郭吉增，激动之余，更是焦虑不安。

　　索宝不成对簿公堂

　　经过咨询律师，郭吉增得知：对于挖掘发现的地下埋藏物等不明财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有主的应归还财产的实际所有人，无主的归国家所有。于是，4月20日，郭吉增代表郭氏家族找到高邑县公安局，说明情况后，要求公安局将收缴的银元归还郭家。

　　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接待后说，如果郭吉增能拿出证据，证明出土银元来自郭家大院，且银元系郭宪章所埋才能归还。

　　郭家大院所在地高邑镇孙家庄村委会和郭家大院的住户之一李玉川均出具证明证实，出土银元的那一车土确实是从郭家大院所挖。郭吉增还根据郭家大院在前一天挖出银元不远的地方出土的铜牌等物，证明银元确实系郭宪章所埋，郭吉增拿着这两份证据又找公安局，但公安局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认定，拒绝了郭吉增等人提出的归还银元的请求。

　　多次交涉后，万般无奈的郭吉增和其弟郭吉魁等6名郭家后人作为原告，于1999年6月23日向高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将高邑县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政策，依法判令县公安局返还本属于原告的银元。

　　被告高邑县公安局称：我局依法收缴的银元原告拿不出证据证明其具有所有权，所以银元系无主物，所有权属于国家。

　　公安局的说法是：关键的证据是雇主张贵侠用的土是从哪里来的，而雇主张贵侠又不承认他用的土是从郭家大院拉来的，公安局询问他时，他说他是从半路向别人买来的，所以无法认定银元是从原告老宅出土的。

　　郭吉增说：雇主不承认的原因是因为那天他也参与了哄抢银元，可能他手里还有银元，所以他不想承认，公安局不能就此认定是证据不足。

　　郭吉增等上诉人的代理人、河北省同济律师事务所及信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阎晓佳、魏彦彤、张宗强三位律师称：根据我国民法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于其所有，法律就应当保护财产归其实际所有人。在本案中，出土的银元经村委会及住房证实是来自原告的老宅院落。所挖出的银元或为孙中山像或为袁大头，原告的老宅院落是民国时期建造，土改时才分给别人的，以此判断，制造、埋藏银元的时间与原告家在老宅居住的时间吻合。挖出银元的前一天还有几乎同一位置出土了“律师郭宪章”大小铜牌各一副及砚台一方，这些东西及出土的报纸的时间，充分证实了银元为郭宪章在其所居住期间所埋。另外，郭宪章的女儿还能够证明银元系其父所埋。公安局收缴银元后应在6个月内做出处理，查明有主的应返还，如果公安局认为银元不是郭家的，就有责任查明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公安局有举证的责任，证明银元不是郭家的，而不应该把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到目前为止，公安局拿不出证据证明银元不是郭家的，所以根据以上事实，银元的所有权应无可争议，应返还给郭家后人。

　　1999年8月，高邑县法院一审判决：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银元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维持高邑县公安分局收缴银元的具体行政行为。

　　郭吉增等原告对高邑县法院的判决不服，又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裁定高邑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000年4月，高邑县人民法院二审又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再次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了此案。

　　郭吉增最后说：再过一段时间，因为县里要统一规划，郭家大院就要拆了。到时候如果挖出了东西、尤其是字画、瓷器等艺术品，是什么命运，我真不敢想象，一旦流失、被哄抢损坏，真是太可惜了。除了想追回父亲的遗物，慰念惨死的父亲。实际上，我打官司的初衷并不是仅仅是为了要回那几块银元。被公安局收缴的银元值不了多少钱，现在我打官司花的钱也比那些银元的价值要高。即使将来出土了再多的银元，也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那些艺术品，如果我的官司能打赢，我的这个目的可能就会达到，将来确实出土了有价值的艺术品，我会考虑把它献给国家。但如果官司最后打输了，就很难说了。我国的法律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虽然这个案件比较特殊，但我希望法律能够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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