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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打工妹患脑出血住院康复无望，拖欠巨额医疗费用 她可不可以捐角膜抵偿医药费 据《广州日报》报道，在深圳市某医院，一名患脑出血救治无效的打工妹，因拖欠医院医疗费2万多元，无力偿还，其家属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将其眼角膜无偿捐献给深圳市眼科医院，希望以此抵消拖欠的医疗费。8月28日下午4时，其家属已经在无偿捐献角膜志愿书上签字，但医疗费用是否一笔勾销，至今尚未有结果。 这位打工妹名叫李秉凤，38岁，四川广安人，家中现有年迈的双亲，一个弟弟，儿子就读当地的议价高中。一年前，李秉凤独自南下深圳打工，十几天前，她因脑血管突发性出血住入该医院重症监护44633病房6床，医院对她实施了侧脑式引流手术，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并无明显效果。主治医生告诉记者，如果继续用常规药物治疗，即使捡回一条命，也可能是植物人。 在李秉凤治疗期间，其丈夫从当地银行为其治病所贷的16000多元已全部用完，还拖欠医院医疗费2万多元。如果用医院的病床停放，用常规药物继续治疗，每天也需1000元，考虑到病人治疗下去希望不大，李秉凤家属最终决定放弃治疗。 28日下午，李秉凤的弟弟征得了远在四川的长兄和父母的意见，最终决定捐献李秉凤的角膜，意欲补偿药费，并在志愿书上签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医院出于人道主义，依旧让病人继续住院。当问及病人家属在捐献病人角膜后，能否将医药费一笔勾销时，医院不予正面回答。 那么一对角膜到底值多少钱呢？据记者了解受体做角膜移植手术(连材料费)需花5000元。深圳眼科医院的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眼科医院接受捐赠，但前提必须是无偿的。由于捐献角膜是一种义举，因此，眼科医院愿意为家属提供1000元钱作为安置费，帮助他们解决一点实际困难，并没有购买的意思。 另据报道，8月18日《广州日报》都市新闻报道，外来青年阿泉因负债累累，在番禺区市桥镇贴广告，不接受社会援助，坚持出售自身各种器官。此事引起法律上的诸多争议。 深圳一位打工妹因突发脑出血送医院救治，因病情严重，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又因拖欠医院2万多元医疗费无力偿还，无奈之下，打工妹的家属决定将打工妹角膜无偿捐献给医院，希望能够以此抵消拖欠的医疗费，由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议题一：个人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健康权 王景琦(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厅法学博士)：学术界普遍认为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属于物质人格权。生命权又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生命安全的维护权；第二是司法保护请求权；第三是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处分自己的生命，“有限”指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公民个人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 我国从《民法》的角度来看，一般也认为公民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如果承认处分权，等于为自杀提供了合法的根据。但这种完全否定的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我们提倡的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行为，不就是处分自己的生命吗？第二就是不能解释“安乐死”这种制度，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规定。 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一种人格权。身体权和生命权的根本区别在于，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受到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命权受到破坏，生命权受到侵害就丧失了，无法得到重新的恢复。身体权包括两种，一个是包括保持自己身体完整的完全性和完整性的权利，此外还有对自己身体的组织的支配的权利。传统的理论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法律伦理的进化，允许公民将属于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比如说血液、皮肤甚至个别的器官转让给他人，这种转让实际上就体现了公民对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处分和转让，就是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只能是公民本人来行使，从法律上不允许其他人包括其近亲属来决定转让公民身体的器官，如果他人违背公民的意志，强行索取，就侵犯了公民的身体权。 明确一点，世界各国对人体器官的买卖是禁止的，而且是属于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我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应该说没有明文禁止的就视为许可，但是从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各方面考虑，虽然法律上不禁止，但是不应该提倡。 刘革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就今天讨论的这件事情，作为公民，可以自主决定捐献自己的器官，但不可以决定出售自己的器官。医院也有相应的规定不允许买卖人体器官，出卖器官应该推定为不合法。对器官提供我国主要采取自愿的原则进行。 林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器官究竟能不能买卖，目前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可以被视为允许。但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前提———是不是与社会公共道德相违背？如果是违背了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就是目前现行法律禁止的行为。按照《民法通则》规定，这种法律行为是无效的。目前我们基本的道德要求还没有认同并允许买卖器官的行为，从各国惯例来说也不允许人体器官买卖。 说到买卖，就有一个“买卖标的”的问题。就有“买卖标的物”。“标的物”必须是法律允许的可流通的“物”。由此可以推导出，如果器官出售是一种买卖行为，是一种合同，这个合同的“标的物”就是“物”，而《民法》上的“物”是专门指可以流通的合法的“物”，也包括可以支配的自然力，比如电等，但是“物”里面绝对不包括人的身体部分。人的身体从《合同法》，从“物权法”的角度来说，不应该成为《民法》中所说的“物”。因此买卖器官不存在合法的前提，所以说到能不能出售自己的器官，我认为是有法律规定的，肯定是不允许的。 郑雪倩(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有生命健康权，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许侵犯。我的理解，既不允许社会上的其他人对我进行侵害，也不允许自己对自己的侵害。 但当患者生命垂危、治疗无望、继续治疗只能是浪费医疗资源时，在此前提下选择捐献器官或安乐死，我认为这不是患者对自己的健康或生命作出了侵害。这一点目前还是有争论的。 于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人们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处分自己的权利。从《民商法》的角度来说，有些权利是不能转让的，是因为这些权利的行使和处分不单单涉及到私法关系，而是涉及到公法规范。出售自己的脏器，显然是触犯了公法的规范，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法律作为裁判性的规范，不仅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甚至包括公许良俗等，不能说法律没有规定，法官就不能判，这绝对是误解。 方志远：《民法通则》里有一条，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的，是无效行为。 于敏：如果人体脏器能够买卖，就侵犯了广大普通人的利益。 -议题二：家属是否可以决定捐献患者的器官 刘革新：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直接利害关系人有决定权。死者生前自己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是否捐献，由死者生前自己决定。目前，这位患者虽是生前，但已不能作出决定，可以把她视为暂时无行为能力人，应该由法定代理人代理行使权利。她的直系亲属应该是法定代理人。如果她去世，直系亲属也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根据我国立法惯例，比如尸体解剖规则，就是征得家属的同意。根据这些法律的意思以及法学理论的推定，患者家属可以决定捐献她的器官。捐献器官是我们提倡的，也是我国法律允许的。 郑雪倩：这牵扯到尸体到底归于人权还是物权，目前一般认为属物权范畴。这种情况下，家属就拥有对尸体的处分权。 但深圳这件事又涉及对植物人的处分问题。这又引出死亡标准问题，目前我国还是以心跳、呼吸停止作为死亡标准，国外现在已经以脑死亡作为标准了。 植物人有两种，一种就是脑已经死亡的，脑电波显示已没有活跃的脑细胞，但心跳和呼吸还在继续，在维持患者的生命。还有一些植物人几年后又活了，这属于脑细胞还活着，在医学上讲，脑细胞死亡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再复活了。又引出家属对于脑死亡的植物人有没有处分权？对于没有脑死亡的有没有处分权？这就看国家对死亡的标准如何界定。 实际上目前家属对活体还是没有处分权的。 王景琦：家属是不能决定捐献病人的器官的，因为身体的支配权只能由自己本人来行使。 方志远：已经是植物人了怎么办？ 王景琦：法律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定：患者健康时没有说不同意捐献器官，就推定为死后同意。 方志远：但是现在也有死者家属要求捐献的情况。 郑雪倩：现在通常做法是，死者生前不表示反对，家属就可以决定。 王景琦：可我认为，生前没有表示同意就应视为反对。 林嘉：如果患者没有死亡，法律上还是认为他是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一个合法的民事主体的话，家属是没有权力决定捐献患者的器官的。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患者有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包括身体权，包括身体任何部位保持完整的权利，他人不能进行侵害，即使是头发。虽然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但是是对精神上同样造成侵权。但如果患者已死亡是应该允许的。 王景琦：推定为无行为能力人，这种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和亲属可以代为一般的民事行为。但是捐献器官不是一般的民事行为，是涉及到患者的生命、身体的行为。这个不是轻易就能代理得了的。 林嘉：公民的民事权利，从他出生起就享有，一直到死亡为止。对于出生，学术上通行的观点，就是与母体分离，完全是活的。对于死亡，我们只能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以呼吸停止为标准。患者在医学上没有认为是死亡的，法律上也同样不能说他已经死亡。如果医学上认定死亡，家属应当有权力对他的遗体进行处分，但这个处分只能维持在捐献还是不捐献，或者火化，而不能决定出售。 苏俊友(北京市中北律师事务所律师)：我先用医生的眼光看，患者年仅38岁，如果是脑溢血，还是有一定治疗价值的，在昏迷状态，还没有成为植物人的情况下，家属谈到捐献角膜的问题，我认为为时过早。 -议题三：捐献器官以抵偿债务是否允许 刘革新：家属说的是捐献并非出卖。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收的是移植费，不是供体费，医院只要是以捐献的名义收了器官，而且并没有把器官出卖，就不能视为买卖行为。 是否减免医疗费由医院自主决定，对这件事，医院可以以奖励或救济的名义减免。我个人认为，名义上还是捐献，但也不排除接受捐献的一方应该给予一些奖励，以此鼓励大家对这个事业有新的认识和支持。 王景琦：我认为患者家属捐献角膜与医院减免患者医疗费用是两个法律关系，虽然二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方志远：你认为医院接受捐献是一个法律关系，减免患者医疗费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但作为患者，捐献是有附加条件的，是以医院减免医疗费为前提的。 王景琦：这就要看捐献协议如何约定，如果是私下达成的协议，很难纳入到法律中。 林嘉：如果从《广州日报》的标题来看，我觉得就不可以了。 方志远：就是一种交易的法律关系了。 林嘉：如果患者家属的捐献行为以医院减免医疗费为前提，我觉得就构成了买卖行为。 -议题四：家属是否有权决定停止治疗 郑雪倩：我的观点，家属还是无权决定停止对李秉凤治疗的，就算李秉凤脑死亡了，我国还是以呼吸心跳的停止为死亡标准，没有说脑死亡为标准，所以家属没有权力停止她的治疗。 苏俊友：家属是有权利停止治疗的，治疗有很多方法，根据经济实力来选择。因为没有钱了，没办法。 于敏：深圳这位打工者在打工时医疗保险有没有上好？工作条件有没有保护措施？如果没有，就应该追究业主的责任。 郑雪倩：医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于紧急抢救病人必须先抢救，不能说没有钱就不抢救，哪家医院接了，哪家负责。至于抢救以后的治疗费用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王景琦：对于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危重病人，医院如果采取积极的措施，促使他死亡，或者消极地不采取延长他生命的救治措施，也会促使他死亡，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因为他没有得到病人的同意，不能推定为患者同意。 -结束语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作为社会学者，我关心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内在的心灵的呼喊；作为社会工作者，我关心弱势群体，穷人、贫困者，他们所处的困苦的环境，以及想办法从制度上为这些贫困的人口解决问题。今天的研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社会福利立法刻不容缓。市场经济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有市场竞争机制，而且必须有社会福利机制。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社会福利制度作为保障和平衡，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建立不起来的。 方志远：法律的根据来源于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如果我们允许器官买卖这样的行为，就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道德标准的混乱，会导致恶性结果。国家法律对此也是有规定的。提倡社会捐献，出售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就是想卖，任何人都不能买，因为国家法律不允许。作为捐献行为是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最终也会得到回报。随着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对义务上的要求也就越合理，对社会回报的义务也就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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