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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期间，《南方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茫茫人海见毒瘤》的摄影专题报道。这是《南方时报》摄影部的梁文祥独闯隐藏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吸毒窝点，卧底30天拍到的。很多读者来电来信赞扬他的勇气，说中国记者也不弱。最近，在同事的协助下，他将自己这30天的经历以日记形式编辑成书。 开启地狱之门 2000年1月15日 星期六 阴 上午，去火车站拍春运的照片，这本来是每年的一道菜，所以带的都是“常规武器”。 到了火车站，和便衣老莫接上了头。在这样的地方，有老莫这样的人傍身，拍起照来底气足多了。老莫很豪爽，几句话我们就知道彼此是投缘的。不过，他突然跳出的一句话让我竖起了耳朵；“这里边有吸毒的。” “这儿有吸毒的？！” “是。早上，很多打针的。” 我向老莫开了小差，独个儿在广场上转悠。这里有吸毒的！天哪！真的吗？胡思乱想着，走到了大钟底下。那儿有一群人在忙碌着，在抬一个人。有人病了还是……不！不是！我发现，那是一具尸体！一具狰狞的尸体：骨瘦如柴，发如乱草，但仍然是一张年轻的面庞。 我挤进人群。 “这个人怎么死的？”我抓住一个民政干部。 “白粉仔。吸死了。”他对着我的一脸惊讶说，“每隔几天我们就来抬一个。” 这是人的腿吗？ 2000年1月16日 星期日 多云 这天我正式开拍火车站广场上的吸毒者。我做了一番准备，带上大部分家当：一架1982年出品的尼康FM2相机，一只70—300mm的变焦镜头，一只20mm的广角镜头，还有一个闪光灯。 第一步还得去找老莫，让他带个路。老莫带我去西广场，介绍了两个人给我，他们是阿钟和阿牛。 阿钟是吉林人，阿牛是内蒙古人。 “怎么染上的？”我问。 阿钟吸了一口烟：“1988年以前的事了。”他吐出一股烟，接着说：“我原来有自己的车，你信不信？现在当然不行了。但我在这儿炒炒票，还过得下去。” 我问阿牛。阿牛说：“有两年多了。这里吸的人很多。”再一问，阿牛居然跟我同年，都是1968年出生。气氛有些活跃了。我说：“这么年轻，干吗不戒毒？人活一辈子，像我，也有好多事不如意，好多困难。想开一点，乐观一点也就过去了。”阿牛看了看我，没有回答。但他的表情似乎在说，哪有那么容易？ 这真的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就像我在护栏边看到的那个男人。那一张怪异的脸，就像是被某种法力施了烙印一样，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脸。他是贵州人，我走过去问他：“你感觉怎么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想说一句话这么困难，他只能很缓慢很艰难地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我只听清了最后两个字，是“很疼”。我问他“哪儿疼？”他用手按住下身，那里在散发着一股脓血的臭味。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刚放下相机，旁边一个人把腿伸到我面前，我吓了一跳，那真像根快要烂掉的芦竿，这是人的腿吗？ 2000年1月25日 星期二 阴有小雨 中午，抽空去了火车站。老是听他们说“做生意”，这次主要就是想拍一下吸毒者们是如何“做生意”的。 我发现，要找到这样的镜头并不难。每当一批旅客出站，就会有人迎上去，热情地递上一份火车时刻表。这份时刻表只要一接到手，那就必须付出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的钞票。如果有人想反抗，人群里就会窜出十几个大汉将其围住，迫使其就范。 我的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外地人，无数张时刻表和笑脸向他簇拥过去。他随手挑了离他最近的那张：“多少钱？” 仍然是笑脸：“一百。” “什么？！”等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我不要了。” “不要不行！”两个人贴了上去，不远处还有人向这边跑来。 100元，就这样得手了。 我回来把照片洗出来看，敲诈者与被敲诈者好像两个正在谈话的朋友。罪恶竟是这样在阳光下发生的。 在广场上呆了几天我就知道，一日三餐对吸毒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天三次的吸毒。而吸毒则需要大量的金钱。有一个吸毒者说：“我的血管里至少跑着两辆‘桑塔纳2000’！” 先写下“遗书” 昨晚，我写了一份遗书，把自己这些年挣的一点钱分了分，主要是给父母和妹妹。和“毒”打交道可不是好玩的。我知道。 广场上没找着阿钟和阿牛，我有点着急，转到出站口，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正是阿牛。我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要他带我去走马岗。阿牛说他刚从那儿回来，为了我，他愿意再跑一趟。 我们穿过西广场，拐上一座天桥。这里的人明显少了。桥栏杆上有一行漆黑的大字：“不要在此地逗留，有人抢劫！”我心里又浮起第一天看见无名尸体时的奇特感觉。 先到一处，那里的三间旧屋已经被拆掉了。看我失望的样子，阿牛赶紧说：“我带你去那边吧。”他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是一条窄得只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巷子。 巷子穿到一间破屋边，我走过去的时候，脚下哗哗直响，好像踩着很多又细又圆的东西。我们从窗子里爬进去。一屋子大约十几个人都在吞云吐雾或正在注射，大部分人光着上身。我突然明白，刚才地上那些哗哗响的，都是些旧针筒。 一屋子的人都惊愕地盯着我，我感觉脸上好像有十几盏探照灯照着。阿牛马上招呼：“大家别怕，这位大哥可是好人。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大哥给的。”我忙拿出一包烟，撒了出去：“我来看看大家，来看看。”说着，我毫不介意地蹲下来，一点没有嫌他们脏的样子。 大家也就都没什么戒心了。屋子里光线很暗，人躺得横七竖八。我也顾不上什么构图、取景了，只是疯狂地“横扫”。幸亏来之前有准备，借了一个马达，一次最多可以连拍3张，真是派上了大用场。 可能很少有人这样投入地给他们拍过照，吸毒者们的兴趣渐渐来了。一个吸毒者向我推荐了另一个吸毒者的腿。这果然是一条非同一般的毒腿：伤痕累累、血脓交流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痂，可怕之极。他们说这是从体内排出的毒粉。在广场上泡了几天，我自认为也算见多识广，没想到这条毒腿还是让我一阵恶心。毒腿的主人却很高兴，他想把腿伸直，这个动作让他着实痛苦了一下。我刚要拍，一个吸毒者突然说：“这样拍还不过瘾。”他把自己的针筒摆在了那条毒腿下面。我又提出要拍他们稀释毒品的过程，他们很快在地上摆上了一个装了自来水的矿泉水瓶子，旁边还插上两支针筒。 说实话，他们都很聪明，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拍摄对象。 以毒养毒的一对夫妻 2000年2月4日 星期五 阴到多云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 很想回家，很想，但斗争了很久之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拍照片。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不回来了，要加班。爸妈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是想我回去的。 一到广场上，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人特别多，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走到了西广场，一个男人接过了婴儿，抱在怀里逗着玩。看样子，不太像吸毒者。我正准备离开，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大哥。”我回头一看，竟然是“小四川”！ “你出来了？”我惊讶地问。 “没事的，我们经常进进出出。”“小四川”还是那个样子，一点没变。他说：“罚了100块钱，那天晚上就放我出来了。”他真是机灵，问我：“你想拍他们啊？” “是啊。他们吸不吸？” “怎么不吸？这两口子连吸带卖。” 原来是一对以毒养毒的夫妇。我决定拍他们。我端着相机走过去，对着男人怀里的小娃娃拍了一张，婴儿好奇地盯着我的镜头，小脑袋转来转去。我对这位父亲说：“你的宝宝长得很好哇，像你。” “小四川”悄悄告诉我：“那个小孩子也有毒瘾了。” “哪个小孩？”我四下里找。 “就是那个呀。”“小四川”指了指女人怀中的婴儿，“因为那个女的吸，小孩在娘肚子里就染上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000年2月12日 星期六 多云 今天见到了一直想见的人，但没能拍下照片。 那是在和那个辽宁人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问：“有没有粉啊？”辽宁人说：“现在没有，不过小东等会儿就会送货过来。”小东是谁呢？我知道广场上这些吸毒者的毒品来源要么是自己去三元里等处买，要么是从广场上一些以毒养毒的人手里买，还有就是从像地中海商场门口的瘸子那样专职卖毒的人手里买。不过，这些都是小毒贩，手上的货都是一个个小小的纸包，比那种解热止痛散还要小，分量大约只有0.01克，色黄黄的，一包只够用一次。在这些小毒贩上头，肯定有更大的毒贩。这个小东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呢？ 过了一会儿，小东来了。 这是一个精瘦的小个子，剃着小平头，他的眼睛扫向我的时候，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是一种多么凶残的眼神啊。 小东没有注意我，我暗自庆幸相机被我塞进了包里。他掏出10个小包给了辽宁人，辽宁人给了他100块钱。小东接过钱，扔下句：“要货再找我。”走了。 我问辽宁人：“你总是从他那儿买吗？” “差不多，小东来得快。像这玩意儿，从云南过来是500克的，到广州就变成1000克了，再到我们嘴里，那就是2000克以上了。你算算，1克是400块，1000克是多少？”说着说着，他竟有些忿忿不平起来。 原来是这样，大毒贩控制着中毒贩，下面是小毒贩，形成一个供销网络。 出击 2月17日至19日，广州市公安局出动警力1200多人次，对车站广场及周边地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抓获吸毒人员15名，清理三无人员260多人，缴获海洛因150多克。这些地段的吸毒现象已销声匿迹，公安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这里的治安工作。选自《独闯毒穴》文／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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