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因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饰演喜儿而闻名的舞蹈家茅惠芳，从她旅居的美国远涉重洋飞到上海来打一场名誉权官司，成为上海媒介的一大新闻热点。由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等原因，法院延期审理。媒介报道的案情如下：某刊物发表《“喜儿”茅惠芳浮沉录》，披露所谓茅惠芳“利用美貌和名气”，同康生、张春桥等人勾搭，从戏剧舞台跳上政治舞台最后跳进监狱的故事。茅得知后十分愤慨，对作者及发表、转载此文的十一家媒体提起侵权之诉。茅惠芳当年在上海的领导、同事纷纷表示要为茅惠芳的清白作证。被告作者则说文中故事“绝非空穴来风，而有充分的书证为据”。他说的“书证”真的是一本书，书名《疯狂的上海》，里面写到一个名叫芳芳的芭蕾舞演员，据他说就是茅惠芳。而《疯狂》的作者则说“我写的是小说”，芳芳是虚构人物。茅的律师查阅了这本书，也说这是一本小说。

　　现在还不便评论这起尚在审理中的案件。但我想起了十年前发生于广州的钢琴家刘诗昆名誉权案，涉讼文章题名《乐坛色案》，“报道”了许多关于刘诗昆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打砸抢，不正当牟取副局长职位，向港商索要财物，诱奸女青年，等等。刘向法院起诉。作者也说他的文章是有“根据”的，素材来自香港某报的一篇文章，他甚至说他只是摘编。这当然不能成为他为自己署名(笔名)发表文章的责任辩脱的理由。经法院调解，作者和发表单位承担了民事责任。据刘诗昆的律师统计，转载《色案》的报刊有二十多家，所以只要刘愿意，他的被告的名单比茅惠芳的还要长一倍。

　　现在一些报刊、特别是文摘类报刊，对于自己要对文章的真实性承担核实责任颇有委屈之词，认为有些强人所难。对于媒介核实责任的理由和我国现行法律依据，我在关于郭小川名誉、肖像案的评论(本报6月21日)里已经说过了。其实，至少从“刘案”、“郭案”(涉讼文章的“根据”据说是公共汽车上听来的故事，被告除作者外还有5家报刊)以及另一些虚假作品个案看，这类虚假作品并不是不可识别的，换句话说，只要编辑仔细审阅打算发表或者转载的文稿，是会发现一些造假的蛛丝马迹的。

　　第一，作者从署名看，多为不知名的新手，“新”得甚至连什么叫做“事实根据”都搞不清。从文稿中无从看出他同文中主人公或者其他直接相关人的任何瓜葛，无从发现他采访过他们中间任何人的任何痕迹和可能，就是说，无从显示他获得真实资料的可靠渠道。

　　第二，文章的主人公都是名人，而所述故事却是“鲜为人知”。既然是名人故事，为什么这件事会长期密封保存，要留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才由你这位毫不相干的作者来当做新闻来公之于众呢？

　　第三，作者写作的目的，用“刘案”的被告来说，“主要从经济利益考虑”。为了吸引读者，就要用一些夸张的、煽情的炒作语言，比如《色案》之类，有时还会渲染“性”的情节。

　　第四，文中往往会有一些只有天知地知的情节，比如某人做梦如何，两人密谋或私房话如何，那么作者是怎么知道的？

　　第五，文中有时会有一些隐私情节，就是说，即使是真的，也是不宜公开的。

　　所以，如果发现这类“形迹可疑”的文字，编辑部应当慎重对待，认真做一番核实工作。而文章主人公既是名人，核实渠道是不难找到的，比如打个电话到有关部门问一下，真假自可辨明。如果连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做，轻率传播了不实传闻，还能说主观上没有过错吗？魏永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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