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这次在南宁的举止失常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沉默)……简单地说，正常人都有发火、发泄的时候吧。发泄的原因是津成的事情。津成的事情取得重大进展以后，我的气可以发了，所以我就显得很兴奋。一兴奋就变成工作狂，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赶着干完，几夜没睡觉，结果身体累垮了。

　　那天(20日)跟门童借10块钱付出租车，门童说没有钱，我借了90分钟还是说没有钱，这个时候我就太愤怒了。

　　记：是在国际大酒店吗？

　　王：对。借了90分钟没借到钱，你这个酒店是怎么服务的？这不是骗我吗？你可以有钱不借，但也不应该说没钱。

　　记：当时你从深圳过来时身上就没带现金吧？

　　王：没带现金。出租车费都欠着呢。

　　记：那在国际大酒店借钱是个爆发点了？

　　王：是个爆发点。别人喝醉酒可以摔暖壶，我发泄一下摔了桌子，到了派出所打坏了个门，打坏了一块玻璃。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我完全是个正常人。

　　记：那你当时包括后来在派出所时神志都清醒吗？

　　王：我的神志都是清醒的。就像两口子打架，也会打个狗血淋头，不过因为我练过武术，我练硬气功的，所以我发怒就可能和别人不同。别人发怒可能打个暖壶，我发怒可能要打烂一扇门，或者撞坏一辆汽车，但是我从来没有用暴力对付社会，也从来没跟人打过架，我是奉公守法的。前段时间津成给我造成的压力太大，我确实被冤枉了。

　　记：《当头棒喝》里面用了“黑吃黑”、“谍中谍”、“算计与反算计”这样的词句……

　　王：我们打假不计较手法，任何计谋我们都利用，关键是你要打假，而且你要把假货打下去。因为手法、计谋都只是工具，关键看你怎么用。

　　我们不怕坏人，不怕假货，但我们怕冤屈、怕误解，尤其怕好人对我们的误解。

　　记：年初另外几个民间打假人士的“割袍断义”对你的心理有没有消极影响？

　　王：那几个人无所谓，在我眼里他们没有资格跟我做对手，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我学的。我的竞争对手是国外的大型商务调查公司。那几个人怎么表演都是学生反老师，徒弟反老师，情有可原，每个人都有功利心嘛。

　　记：他们说你登在《中华质量万里行》上的那篇访谈给他们购假索赔带来被动，当时你说个人购假索赔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王：那篇文章没有完整表达出我的意思。我原意是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把个人购假索赔当作一个事业来做，我只是想达到启蒙、教育消费者的目的，让消费者知道买到假货有“退一赔一”的权利。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成立调查集团，通过专业化的打假途径，让造假者无处遁形。

　　记：造假集团以后会不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王：造假者在完成原始积累以后，首先会寻求社会依附力量，寻求保护，或者搞什么部门推荐，等等。这方面，津成就是一个典型。

　　记：以前有没有遇到像津成这样的对手？

　　王：詹氏集团吧。詹氏集团的造假规模和人力资源都远远大过津成，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卫生部下文取缔性病游医。

　　记：你打假打到今天，也应该知道，实际情况是，造假的一方也在“升级换代”，势头更加猖獗。这是为什么？

　　王：这是一些中国商人缺乏商业道德的表现。作为商人，起码应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但不少中国商人没有，很多中国人也没有。

　　我们外部约束机制也太落后了，不能跟世界上先进国家比。我们经常跟外国商会打交道，感觉我们比人家要落后一百年。我们有些法规制度简直就是鼓励违法乱纪。比如骑车违章罚款五元，但早上班可以多拿十元。按照犯罪经济学或违法经济学的观点，这样的制度就是纵容违法犯罪。

　　还有司法腐败，这是事实。当然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有时候不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而是约束机制、管理机制的因素。

　　记：不是法官个人原因产生的司法腐败？

　　王：首先缺乏一种对法官的监督机制。我去做法官，肯定也是个坏法官。因为个人是靠不住的。(南方周末 记者 李玉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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