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稿：长期以来，论文发布或者成果鉴定会都是令科研人员引以为豪、终身难忘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经过不懈 努力后取得的成果终于获得了肯定。然而上海市专利管理局许章林副局长却痛心地将其称为“追悼会”，因为科研成果一旦以 这种形式公开，所有者就不能再去申请专利，从而丧失了由此带来的巨大收益权。

　　上海一项关于粮食基因的重大科研成果就是这样蒙受重大损失的。该项成果出来后，引来了好几位外商，并且双方已 经基本达成了上亿美元的合作计划。然而在正式签协议之前，外商却一个个退却了，放弃了与中方的合作。理由是令人震惊的 ：这项成果没有专利，因为之前的成果签订会，它已经成为了公开和公共的技术。

　　然而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冰山之一角。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2万项左右的发明成果，然而其中提出专利申请 的还不到10%，有将近11万项成果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鉴定会、发布会公开出来的。

　　许章林局长告诉记者，根据国际惯例，技术通常分为两大类，一为技术秘密，所有者秘而不宣；还有一类是公开技术 ，然而依据公开方式的不同，所有者的权限又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通过申请专利，所有者可以通过技术转让获利，依据新《合 同法》，技术转让有以下四种形式：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而通过发表论文、科技成果鉴 定、科技成果评奖、科研成果展览会等形式公开，则除了被社会公众承认为成果发明者外，所有者将几乎一无所获。

　　专利意识淡薄和传统科研制度的滞后是造成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企业忽视专利申请的关键原因。我国电子行业有直属 研究所48个，从1984年《专利法》颁布到1998年的14年中，这48个研究所6万多人的开发队伍，申请专利的总 数只有400多项。而日本富士通公司一年的专利申请量即达1万件。

　　在传统的研究体制下，研究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任务，而完成任务的最好证明就是发表论文和举行成果发布会和鉴定会 。至于在这之前去申请专利，却很少有人能够想起。

　　宝钢的例子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鼓舞，他们设立专门机构，在成果发布之前，负责为整个集团的新技术、新产品作资 料检索和专利申请。仅去年申请的专利就达300多项，获得了巨大效益，称为专利的“大赢家”。

　　然而，在目前，我们更应该期待的是，像宝钢这样的例子能够成为多数。记者刘永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