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因举报乡、村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而屡遭磨难。一些人的恶意打击报复使他有家不敢回，妻 子被打伤落下后遗症，儿子被吓成精神病，女儿被迫辍学，全家人在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后，被迫流亡关外……为了维护自己做 人的尊严，他经历了上百次的申诉上访，问题终于出现了转机。

　　40岁左右的年龄，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然而对于山东省陵县郑寨乡白家村村民郑宪洋来说，这一时期留 给他的却只有辛酸的泪水和苦涩的回忆。

　　事情还要从1991年11月初郑宪洋投出第一封署名举报信说起。

　　自从郑宪洋发出一封封举报信以来，他就被逼上了一条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不归路

　　当时，37岁的郑宪洋已在本村小学里担任了10多年的民办教师。他为人正直，在村里人缘较好。妻子马宗云 勤劳朴实，把10亩责任田和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一对正在上小学的子女也聪明伶俐、勤学上进。这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当时在村里还是令人羡慕的。

　　郑宪洋的家乡陵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贫穷，有不少男子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却娶不到媳妇。人贩子趁 机到外地拐卖回妇女，卖给他们作媳妇。可村干部不但不制止，反而参与了拐卖活动。一位村干部甚至还通过高音喇叭，发动 全村村民去追赶一位刚逃走的被拐少女。

　　听到这些后，郑宪洋感到很震惊，他以后就注意收集证据，了解到村领导班子里有人和个别乡干部互相勾结，不 但拐卖妇女、贪污公款，还破坏计划生育政策，只要交上罚款就允许人超生，由此造成村里超计划生育者严重超标，这几名干 部却将罚的款侵吞私分。在充分掌握了他们违法乱纪的证据后，1991年11月初，郑宪洋向县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封举报信 ，并在信上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举报信发出后没几天，郑宪洋就被莫名其妙地解除了民办教师的职务。从此以后，深夜里经常有人往他家院子里 扔砖头瓦块，并伴有谩骂：“郑宪洋，你不是有本事去告吗？我让你全家人不得安生……”

　　不信邪的郑宪洋哪怕这些，他到乡有关部门去反映，然而却无人过问，“黑砖头”仍是在深夜里隔三差五地飞进 他家。

　　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10多个手持棍棒的男男女女在一个人贩子的带领下冲进了院子，这伙人见东西就砸，拽 住马宗云的头发把她拖出了10多米，薅掉了她的好几绺头发，马宗云顿时头上鲜血直流。随后，这伙人又拿起一把手电筒往 马宗云头上连砸了10多下，马宗云当时就昏死在地上。郑宪洋的儿子郑清涛当时在一旁看见这些，吓得哭不出声，只是发呆 ，从此以后，小清涛的精神就开始有些异常。马宗云随后被送到医院，经诊断为脑震荡，住了半个多月的院身体才康复。

　　从这之后，小清涛（当时13岁）和妹妹小红霞（当时9岁）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就常常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 人的追打，这伙人还向他们投掷石头瓦块，说些不堪入耳的话，吓得兄妹俩不敢再去学校，只好一度辍学。

　　郑宪洋把这些事反映到乡、县里，仍没有任何结果，他只好又一次向上举报。

　　由于接连的不幸，郑宪洋已经家徒四壁，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举报，无暇顾及家庭，妻子被打伤后又天天担 惊受怕，也无心料理农田，田地几近荒芜。为了告状，郑宪洋耗尽了所有的积蓄。

　　调查组进行处理后，打击报复反而更猖獗了

　　1992年8月，省、地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郑宪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认为郑宪洋反映的问题属实 。随后，郑宪洋的民办教师工作被恢复，县里对他的举报予以表扬，陵县县委同时奖励了他400元钱。县里对于参与倒卖妇 女、贪污公款的乡、村干部也相应进行了处理。

　　郑宪洋坚持举报违法乱纪行为的正义之举，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敬重和信任。1993年3月，经村民们联合推举 并经新一届乡党委的任命，他由民办教师转而当上了村委会主任。

　　1994年4月23日，郑宪洋正在家里同几位村干部研究工作，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并夹杂着厮打声 。原来是两户村民因故发生争执并厮打，其中的一户吴家圣曾任村文书，因工作消极并不带头缴纳提留，被郑宪洋免去了职务 。见此情景，郑宪洋急忙和其他几名村干部出面制止，没想到吴家圣父子和家人竟手持木棍粪叉向他们冲来，将他摁倒在地， 一顿拳打脚踢，等其他几位村干部将他拉起来时，他的脸上、脖子上已满是鲜血。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吴家圣一家却恶人先告状，到法院状告他故意打伤了吴家圣的父亲吴德彬。

　　受害者却被关进了监狱

　　1994年9月14日，陵县法院执行庭的4个人突然来到郑宪洋家，强行给他戴上了手铐。儿子小清涛本来就 精神有些异常，这时被吓得竟跑到房外，爬上了两米多高的房顶，随后又跳下房顶跑得不见了踪影。马宗云发动亲友多方寻找 ，一直到了晚上11时，才在玉米地里找到了神情恍惚的小清涛。后经德州地区精神病院诊断，小清涛因惊吓过度，已患了精 神分裂症。

　　郑宪洋告诉记者，他被带到法院后，就被双手抱树铐了起来，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在一阵毒打之后，他们拿出 逮捕证，强行让郑宪洋在上面按了手印后，将郑宪洋投进了监狱。

　　法院在提审郑宪洋时，提出要郑宪洋接受给对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两个条件，就可以做调解处理。想到家中生 病的妻子，被吓成精神病的儿子、辍学的女儿和荒芜的农田，郑宪洋违心地答应了。妻子含泪借了1000元钱送到了法院。 在被关押了41天之后，郑宪洋办了取保候审，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案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转机

　　长期的申诉上访，使郑宪洋的家庭处境日趋悲惨。郑宪洋开始有些心灰意冷，1995年6月，郑宪洋和家人变 卖了家中的两间房子和部分能卖的家产，怀着极大的冤屈和悲愤，前往黑龙江省谋生。

　　在东北，郑宪洋一家既无户口又无田地，仅靠同学接济和自己给人打零工挣点钱勉强糊口，而儿子又需用钱治病 ，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无奈之中，一年后全家人又回到了家乡。

　　郑宪洋，这个倔强的硬汉子，为了讨回个“说法”，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不得不再次踏上了申诉上访的漫 漫之路。

　　在郑宪洋多次申诉和县有关部门的过问下，1999年8月9日，陵县法院做出裁定：撤销对郑宪洋的取保候审 决定书，此时郑宪洋被“取保候审”了已经将近5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对此，法院的解释为郑宪洋在取保候审期间下落不明，因此解除取保候审一事就拖了下来。郑宪洋则反驳说，他 去东北时是1995年6月，距决定对他取保候审已过了多半年；退一步说，即使是由于他去了东北下落不明法院无法解除他 的取保候审的话，1996年7月他就回到了陵县，并多次为此事到法院反映，法院为何又拖了3年多才给他解除取保候审？

　　逮捕郑宪洋是否正确？

　　1999年11月18日下午，陵县法院分管刑事案件的张副院长来找记者“向记者汇报情况”，正巧郑宪洋也 来找记者，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郑宪洋当时是否把吴德彬打成了轻伤？而这正是法院据此逮捕郑宪洋的依据。

　　法院当时的调查结果是，郑宪洋打掉了吴德彬的两颗牙，经法院鉴定为轻伤，有6名证人的证言为证。郑宪洋反 驳说，这6个证人中有五人是吴德彬的亲属，其中还有一人是未成年人。而1999年在县检察院再次去调查时，六人都承认 了他们当初做的是伪证。至于吴被打成轻伤的法医鉴定，是当时吴找德州市（当时属县级市，现为德州市德城区）的一名法医 做的，法医今年在接受县检察院调查时，也承认当时他是根据吴的口述做的鉴定。对于郑宪洋的反驳，张副院长未置可否。只 是告诉记者，今年初，法院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对郑宪洋当年的案卷进行了调查，从原始材料看，当时作出逮捕郑宪洋的决定 是正确的。

　　终于再现转机

　　郑宪洋的多次申诉引起了陵县县委的高度重视。1999年6月，陵县检察院受县委委托，对郑宪洋一案进行了 详细的调查，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县检察院在对郑宪洋的正义行为给予赞扬和肯定的同时，向县委提出了以下几条处理意 见：（一）撤销对郑宪洋的逮捕决定和取保候审；（二）全部退还郑宪洋交到法院的1000元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三）赔 偿郑宪洋在被关押期间的经济损失。然而不知何故，这几条处理意见已上报县委多日，仍未能付诸实施。

　　对于郑宪洋的遭遇，当地不少党政干部和群众都深表同情。郑宪洋全家人刚从东北回来时缺吃少穿，原乡党委书 记高士坤每月送给他家两袋子面粉，一直送了一年。郑宪洋给儿子治疗精神病没钱，新任的乡党委书记陈志辉资助给他家10 00元钱，其他村民也你20、我30元地为他凑钱给孩子作治疗费。

　　在记者采访时，几位当地干部也私下里悄悄告诉记者，郑宪洋的事其实很简单，事实比较清楚，只不过是人为搞 复杂化了。他们也都很同情、支持郑宪洋，可是却不敢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

　　当地一位对郑宪洋的遭遇较为熟悉的同志说，郑宪洋案表面上看是一起错案，实际上有陷害报复的重大嫌疑。记 者问郑宪洋：“你因举报受到报复，家里现在落到如此境地，你是否感到后悔？”郑宪洋想了想说：“说实在话，我有时还真 后悔我当初的举报，我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过，一想到因为自己举报而被解救出来的那几名妇女，我就从心底里高兴。和邪 恶势力作斗争，我无怨无悔……”他告诉记者，如果此事在陵县仍得不到解决，他仍将一级级申诉，一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并 准备将陵县法院也推上“被告”席，“我就不信，在陵县，个别人能一手遮天，歪曲国家的法律。我相信党，党不会不管咱们 老百姓。让坏人都受到惩处，让好人都平平安安，这是我几年来上访申诉的最大心愿……”(康鹏／摄影)

　　采访后记

　　我是《齐鲁晚报》的一名记者。去年11月，我偶然得知郑宪洋的不幸遭遇后，即赶赴陵县进行了采访。

　　听着郑宪洋哭诉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和种种磨难，我感到震惊；看着郑宪洋的那个被折腾得几近破碎的贫困家 庭，我也为之落过泪。郑宪洋到底有什么错？他不就是因为太正直，眼里容不得沙子，举报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才落到今 天这个地步的吗？

　　因此，虽然在采访的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我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也明白这几位同志这样 的用意是希望我尽量不把此事见报，但一种强烈的职业责任心和正义感还是促使着我熬了个通宵，一夜间写成了此稿。不如此 做，我感到我对不起记者这个称号，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此事在山东的媒体上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纷纷给我来信来电，对郑宪洋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关 注。

　　在郑宪洋的家乡陵县，报道的刊出更是引起了轰动，不少和郑宪洋素不相识的群众看到报道后专程跑了十多里路 找到了郑宪洋，对他的正义行为表示支持和声援。陵县县委、县政府看到报道后也极为重视，专门召开了由多个部门参加的会 议，听取了县检察院的调查结果报告，并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对郑宪洋的冤案进行处理。然而不知何故，此事一直进展缓慢，至 今两个月又过去了，县里仍未拿出具体处理意见。

　　一起并不复杂的错案，为何却拖了数年之久，找了多个部门却迟迟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何在？诚如陵县一位 干部所言，一是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怕查处此事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可能会有一些干部因此而受到处理；二是法院判错了 案，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给予受害人赔偿，而要法院既丢了“面子”又要承担经济赔偿，他们又怎能会痛痛快快地认错呢 ！

　　前几天，郑宪洋又找到我，称他的问题又被“晾”起来了，他仍在为了洗刷掉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而四处奔走呼 号。我们希望，当地党委政府能切实采取措施，早日将郑宪洋的冤案彻底纠正过来。这样做，既是为了一个普通农民，更是为 了维护政府部门的形象。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