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平铺着的是一封即将被处极刑的死囚的信。这位叫徐超的25岁的死刑犯在信中表露了他的心迹：他想在离开人 世前，做一点有利于他的事--把遗体捐献给医疗部门或患者……

　　去年4月份，这封信几经周转，到了在市人大信访处工作的市人大代表杜绍林手里。窗外是早春灿烂的阳光，可读完 信的杜绍林已经泪流满面了。他想尽点微薄力量，帮助这位死囚了却临终前的心愿。他没有想到，此后自己竟与“人体捐献” 这个敏感的难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杜绍林开始为一位死囚的无私捐献而奔波。“请问，你们那儿需要人体捐献吗？”杜绍林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不断 地打到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局、省卫生厅、中国红十字总会、卫生部……电话那头，一个又一个的热心人为杜绍林指点迷津。 好不容易听说北京红十字会开展了人体捐献的接收工作，但对方接到电话后即陷入沉默，无比婉惜地说，因为无法规范以及运 输困难的原因，这项工作目前只限于在北京开展，外地捐献无法接受。

　　尽管这一程的电话奔波未果，却使杜绍林萌生了强烈的念头：一定要为无私捐献做点什么。

　　杜绍林开始频繁地与医学界、医疗界人士接触，终使不少关心“人体捐献”的人大代表们走到一起来，探讨着这个在 贵阳尚显“超前”的论题。

　　李开才，这位市人代表、贵医附院泌尿外科专家，曾经无数次为那些需要肾移植，却因为没有器官来源而失去求生机 会的患者而扼首婉惜，甚至茶饭不思。杜绍林的寻访触发了李教授的万般感慨，他把杜绍林当作了知音。李教授说，在现代医 疗中，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已同药物治疗等并列，占有牢固的一席。他举例说，全国需要眼角膜移植手术的患者就有200多万 ，可他们中间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能够得到材料移植，恢复光明。其余的人就因为没有器官来源而失去治疗机会，只能一辈子面 对黑暗了。

　　杜绍林的造访，受到贵阳医学院及附院的医学、医务工作者们的欢迎。

　　医疗界的专家、教授们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形成有法可依的通畅渠道。

　　“作为人大代表，我赞成进行地方立法。”李开才教授认为，人体器官移植涉及社会伦理的敏感区，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根据自己情况进行地方立法加以规范和引导，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位人大代表蔡秋菊也极力主张进行地方立法。蔡秋菊的主张深受丈夫--贵州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程明亮的感染。 贵州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一年多，因为没有器官来源，仅完成过一例骨髓移植。通过丈夫，蔡秋菊接触了不少需要器官移植的眼 角膜病、肾病患者，他们对光明，对生命的渴望却因落后的观念、滞后的法规影响，只能嘎然而止。几乎每一个患者的苦楚， 都每令蔡秋菊痛心一次。

　　今年1月，几位人大代表的心血在市人代会上，终以两份议案出现，有20多位市人大代表在这两份呼吁为人体器官 捐献和利用进行地方立法的议案上签名。而两份议案因案由条件成立，获得人代会主席团会议通过同时立案办理。

　　几乎是同时，年轻的死刑犯徐超被执行了枪决。虽然徐超的心愿未遂，但是，贵阳市的“人体捐献”工作，毕竟因人 大代表的两份议案立案，而向前迈出一大步。

　　(管倩本报记者贺迅高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