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大学生生存测试(每人以200元在深圳生存20天)活动才进行到第二周已接近瘫痪。由于媒体过分干扰及活 动组织方面等原因，目前十位参赛学生基本上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难以自由行事。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杜同学于昨天第一 个退出测试。

　　杜同学临行前失落地向记者表示，这次活动感觉像进行表演，白白浪费了时间。一些参赛学生自嘲成了“玻璃缸里的 观赏鱼类”。据说，两个星期以来同学们接待的采访不下十拨(包括两家主办单位)，有时连休息时间都无法保证，更别说正 常求职了。活动开始的第二天，就有两位学生被曝光姓名和学校，不得不辞职转换门庭。四名女生目前也已全部换了一茬单位 ，原因都一样---被媒体捅穿了身份。

　　为了表现同学们“勤勤恳恳”的找工作场面，有关单位不惜纵容一些媒体造假，要求同学们配合采访做这做那。来自 北京大学的小王曾应某摄制组要求从国贸大厦的40层到30层挨家挨户敲门求职，摄制组则悄悄跟踪拍摄。虽然结果一单未 成，摄制组却十分满意，认为“画面很真实”。其实小王自己并没把得到一份工作看得很重，他认为能够体验一下在工作无着 的陌生城市中的心境，也未尝不是难得的心理财富。

　　日益增加的“曝光压力”也打乱了参赛者正常生活节奏，比如晚上打打扑克或者偶尔睡个懒觉，也遭到媒体的苛求。 学生们困惑地说：“难道生存测试一定要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吗？年轻人有自己娱乐和放松的方式，不要把我们看成特殊的实 验品，最好先把我们当成最普通不过的大学生和年轻人。”

　　部分教育专家则对此次活动提出看法。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媒体干扰，活动也不一定能承载反映教育和就业关系的主题 。一是因为参赛学生仅仅来自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著名高校，学生就业难度不高；二是参赛者全部是经过挑选、综合能力强 的本科生，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高校学生的整体情况值得怀疑；三是深圳是一个经济活跃、人才需求量相对大的城市，以 200元垫底生存20天几乎不存在难度。因此，这次活动至多是一次小试验，未必有普遍意义。本报记者赵戎王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