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纪念日的8月15日，也是中学教科书采用决定的最后期限。尘埃落定，统计结果出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采用率只有0.3%，离10%的牛皮目标差了好大一截。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破绽很多，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都认为它不会通过文部省的检查，没有给予足够的警惕。但日本文部省却在其修改了后，大笔一挥予以放行。“新历史”在文部省拿到了合格证，震惊了原本以为不会通过检查的善良人们。在这个紧急关头，各种和平组织求同存异，表现了空前的团结和一致，纷纷走上街头，争取签名，在教科书采决的最后时刻阻止其进入课堂遗毒儿童。正义终于占了上风。这99%的胜利，饱含和平人士的汗水和心血，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编撰会”是不是就一败涂地，“白忙活”了一场呢？回答是否定的。善良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

　　其一，“编撰会”是打着批判为日本侵略战争定罪的东京审判的旗号登场的。在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其许多言论主张本身就成为被法律追究的对象，而在日本，一些侵略言论却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舞台，并且得到商界政界的支持。蜷缩在暗处的否定侵略战争的势力在日本取得了公民权，给亚洲的和平稳定点亮了红色信号，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这股逆流酝酿已久，有备而来，不会因为一个局部战役的得失就退出历史舞台。

　　其二，否定侵略历史的势力与某些当权者沆瀣一气，背后有人撑腰，在各个政治层面都有代理人，呈上升趋势，和抵抗力量的衰微形成鲜明对比。编撰会的“新历史”、“新公民”在文部省顺利通过检查，在右翼石原慎太郎做行政长官的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和原文部省官房长官加戸守行做行政长官的爱媛县获得采用，也说明了这一点。下一步，国家权利将会在此基础上，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修改教科书采用规则，使编撰会在下次采用中卷土重来。

　　其三，“新历史”“新公民”在书店成为畅销书，销售71万册，学生教科书在成人中争取到这么多读者是罕见的。特别是，由于编撰会粉墨登场后发动的舆论攻势以及文部省“指导”造成的压力，今年各个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都大幅删减了日本对亚洲残暴侵略的史实，而记述慰安妇问题等日本侵略战争内容较多的日本书籍出版社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斥，丢失了大部分采用地区。右翼教科书的出笼，确确实实地在日本社会起到了要起的作用。

　　想在墙上开窗，必定叫嚷着要拆房顶，这是多年来日本某些人玩弄的一惯手法。无论是过去屡屡出现的大臣“失言”，还是这次编撰会的教科书登场，甚或小泉纯一郎的靖国参拜，祭起的都是这个传家法宝。如果我们看到房顶一下没有拆掉，就忘了他们本来是要开窗子的，那么一定会有人一边捂着嘴儿乐，一边筹划下一出戏该怎么鸣锣开场了。孙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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