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米尔猛虎组织是斯里兰卡政府最头疼的反政府力量，自1983年成立以来，暴力几乎成为它惟一的反政府手段。“猛虎”游击队员往往身携炸弹，在袭击目标前拉响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惨遭此类“肉弹”袭击的遇害者中，有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和斯里兰卡前总统。斯里兰卡现任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曾在一次自杀式炸弹中险遭杀害，虽然她后来死里逃生，但也被炸伤眼睛，并且带着眼伤出席总统就职仪式。

　　今年以来，在挪威政府的调停下，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猛虎组织就长达18年的暴力冲突举行了多次谈判。反政府军泰米尔猛虎组织为什么会同意坐下来与政府举行和谈，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和谈动机是什么？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控制区的人民的生活究竟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44岁的女记者玛丽·科尔文作为1995年以来首位外国记者前往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进行了采访。

　　-一路艰辛

　　记者离开斯里兰卡政府控制的最北端的城市瓦尼亚后，乘上一辆载有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同情者的汽车，朝着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根据地的方向驶去，这些同情者占据了军用的关口。

　　在一个全是农民的家庭的照顾下，记者睡在了斯里兰卡西海岸靠近曼那尔的一所小学的地上，一直与小学的校长谈到深夜才入睡，听取了他关于政府如何镇压泰米尔人促使他从一个持温和立场的人变成了一名军人。“我不想要这场战争，”他说。“不过我无法看到还有什么其它的途径赢得我们的权利。”

　　次日黎明时分，10名穿着破旧迷彩服和宽松衣服的泰米尔猛虎战士出现在面前，所有的人都端着自动武器，身上揣着手榴弹。他们谁也没有显得很担心我们仍处于政府控制的地盘上。

　　接着，大家就乘坐一辆拖拉机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小道上颠簸着前进着，接着车子经过了一片富有当地特色的热带植物，直到这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窄，树林变得越来越浓密。

　　头顶上厚厚的树叶变成了绿色的涵洞：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潮湿，当人的手臂在摆动时，好像有种长了苔藓似的感觉。

　　猛虎游击队的哨兵就站在前面的一块开阔地里，他们检查了护送记者的斯里兰卡军队的士兵后，就向记者一行挥了挥手，要求人与人之间排成一行，以10码的间隔距离前进，如此接近，谁要是不小心准是踩到了他人的脚上。

　　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前面的路上又出现了一道障碍，原来是一条小河。顺着猛虎向导的指点，记者尝试着涉水前进，那急流的水迅速在胸前流过。

　　到了晚上9时，记者一行越过了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控制区之间的一条主要的公路，踏上了泰米尔猛虎组织位于马拉维的大本营的地盘。此时此刻，一种如释重负感顿时袭遍记者的全身。在路上，猛虎游击队员向记者谈起了他们的经历。在周围的巡逻人员中，大多数是村子里的男孩，他们都是以难民身份而居住在附近的家庭。他们对猛虎游击队的最高指挥官普拉巴卡兰极为崇拜，当他们说起他时都尊称他是“民族的领袖”，他听起来是一位很严于律己的大师。泰米尔游击队员不准吸烟和饮酒，必须保持独身，直到他们被允许结婚，通常女性24岁，男性28岁。他们加入游击队没有报酬，完全是凭信仰。所有猛虎成员，即使是那些猛虎组织的上层人员，脖子上都挂了一个氰化物的容器，他们知道一旦被捕就会遭受酷刑，他们宁可死，也不愿暴露秘密。

　　-和平难求

　　据泰米尔人介绍，直至七十年代，泰米尔人的抗议活动仍避免暴力。1983年，猛虎游击队诞生，当时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袭击泰米尔人，用大砍刀屠杀了几百人，燃烧了他们的房屋，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北逃。

　　于是，年轻人投入了普拉巴卡兰倡导的武装抵抗和脱离斯里兰卡的运动。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最残忍无情的是黑虎队，这是一支精锐的自杀部队。他们专门担负轰炸政府的大楼、暗杀总统并杀害了拉吉夫·甘地，原因是他于1987年下令派遣印度特种部队前往斯里兰卡参加围剿猛虎游击队。

　　虽然斯里兰卡政府声称泰米尔猛虎组织威胁平民，但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却有证据表明他们获得了民众的广泛的支持。“泰米尔人如果没有这些猛虎，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死掉，被枪杀，”一位教区的牧师夏维尔牧师说。“我教区的居民都想结束战争，可是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产，失去了我们的土地，我们需要一种安排，保证我们的权利，以便我们不必再从头经历这种苦难。”

　　在泰米尔猛虎游击队的大本营，记者见到了猛虎游击队的第二号人物泰米尔西夫兰，他是那一帮缔造泰米尔游击队的创始人。只见他走动时拄着一个拐杖，这是他因几次负伤而留下的残疾。据称，他在战斗中已经负了三次枪伤。

　　当记者提到在长达18年的武装斗争，已经有60000人丧失了生命时，他声称猛虎组织现在已经更乐于坐下来为实现一个自治家园而进行谈判，而不是继续为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人的国家而进行武装斗争。他传递的和平信息实际上就是一号人物普拉巴卡兰的授意，这位神出鬼没、惯于隐藏的泰米尔领导人所发出的和平信息与他原来倡导的不屈不挠，决不后退的固执的论调已经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猛虎领导人回心转意，决心诉诸和平的努力呢？

　　“只有政治解决的方案，”泰米尔西夫兰对记者说，“名字无足轻重，不论是联邦还是邦联或是北部委员会抑或是自治地区，我们都能接受任何一种的解决方案，前提是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平等权利，我们的尊严和公正。我们不想过着那种由科隆布佛教僧侣决定的生活方式。”

　　据悉，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这项决策并非是出于军事的软弱而决定的。去年4月，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攻击了斯里兰卡政府军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占领了称之为大象之路这条通向贾夫纳半岛的———他们的心脏地带的咽喉。他们将军队从瓦尼赶了出来，泰米尔北部4个省就位于该大陆上。今天，他们控制着他们声称是他们祖先之地的50%之多的地方。

　　然而，猛虎组织决定以外交途径来解决长达10多年的民族矛盾，看来是他们从现实的分析中悟出了道理。即虽然他们在军事上不会被人打败，但他们同样也不会赢得战场上的胜利。他们越来越感到孤立，不仅仅是政治上。就拿瓦尼地区来说，四周受到地面部队和海军的包围，并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斯里兰卡政府禁止记者前往瓦尼地区采访。当然，记者此次猛虎总部之行则是1995年以来的绝无仅有的一次。泰米尔猛虎游击队知道，他们无法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并说他们现在准备就自治而不是独立坐下来与政府进行谈判了。

　　-生活艰难

　　经济制裁和封锁使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泰米尔人说政府的所作所为只会起到离间泰米尔人的效果，使人们对政府更加反感和仇视。但是科隆布的部长们却否认在瓦尼实施了经济的封锁。据悉，泰米尔人控制的地区都在这个大陆上，而内部边境的检查点都强行禁止从煤油、水泥和塑料薄膜到快速面及蔬菜的运输。即使是消毒卫生巾也不允许，它们被认为有可能用来包扎伤口。

　　瓦尼地区面积为2000平方公里，没有电力和电话设施，它的道路都是坏得不能再坏了，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燃油短缺而借助自行车走动的。

　　经济禁运造成了居住在那个地区的50万平民的前所未有、尚未公开报道的人道灾难，其中有一半多是内陆的难民。大多数生活在全国每月12英镑的贫困线以下。

　　科隆布禁止国际援助机构分发食物，国际援助机构估计居住在瓦尼的儿童中有40%是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

　　5年前当政府军占领贾夫纳这座城市时，她带着6个孩子逃离了贾夫纳，之后她迁移了7次。这是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招兵买马的肥沃的地区。她的一个儿子在战斗中死亡，一个女儿现在充当海上猛虎。

　　在基利诺奇镇，这个拥有30万人的城市曾经是一个生意兴隆的小镇，可是1996年遭到斯里兰卡政府军的轰炸后，则变成了一片萧条冷寂，学校的大楼都布满了弹孔，医院长期缺乏所需的药品和手术器械。

　　“上周我的一名心脏病病人走进了丛林里，留下了一张便条说，‘我受够了。自杀’，”一位医生说。“我没有药品给他，我感到无能为力。”

　　去年圣诞之夜，猛虎组织宣布单方面停火，此后，每个月重新宣布一次，预计到今年4月24日结束。猛虎组织说本周停火将再度实施，以给予挪威的调停者有更多的时间。

　　在泰米尔控制的地区呆了二周后，记者在一个深夜向南出发。只要再走24小时就可以到达政府军控制的地盘了。担任向导的猛虎成员保证乘着夜幕将我带回到我原来出发的地点。那条河就静静地躺在那边。

　　-编译并供图／紫藤

　　战地女记者死里逃生记

　　就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女记者玛丽·科尔文从猛虎游击队大本营发出有关猛虎组织的报道后几天，17日传来消息说玛丽·科尔文在斯里兰卡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冲突中受伤。据悉，当时玛丽同猛虎组织成员在一起，玛丽的头部、胸部和手臂都受了伤。她已经被送往阿努拉德普勒的医院接受治疗。4月22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她在纽约曼哈顿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斯里兰卡历险记。

　　-秘密进入叛军控制区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作出的一个决定。我躺在一块杂草丛生的开阔地里，月亮还没有升上来，夜色漆黑。每隔五分钟，附近斯里兰卡兵陆军基地内就发射一枚照明弹，似乎连每一个草叶都照得清清楚楚。斯里兰卡政府军战士不时地向这块开阔地开枪。

　　当时已是晚上10时，我独自躺在距离斯里兰卡政府军的前沿阵地不远的一块开阔地里。我开始回忆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一周以前，我秘密进入斯里兰卡北部的瓦尼，自斯国政府于1995年收复了贾夫纳半岛后，瓦尼就成了泰米尔“猛虎”组织的避难所，斯国政府禁止记者进入这一地区。尽管斯国政府通过一名挪威特使与“猛虎组织展开谈判，但这一禁令实际上意味着记者不能采访“猛虎组织领导人。重要的是，这一禁令使得记者报道50万泰米尔平民生活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采访过瓦尼地区的许多村庄，发现外界对这里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战争使老百姓忍饥挨饿，而国际救援机构的粮食又无法分发。这里没有电力，没有电话，汽车没有燃料，药品能找到，但量少得可怜。

　　4月16日太阳落山后，我和几名泰米尔卫兵坐在一棵菩提树下等待夜幕的降临。

　　为了尽量不弄出声音，我脱下了鞋子。看到那位泰米尔领导人招呼我们，我们就跟着他上了一条两边布满铁丝网的公路。突然，不远处响起自动武器的射击声，我赶紧趴在地上。几分钟后，有人竟然爬到我的身上，我不知道他是在保护我，还是因为太害怕。

　　射击终于停了下来，黑暗和寂静又包围了我。四周没有一点声音，我搞不清楚，那几名护送我的人现在在哪里。

　　我躺在这块开阔地里必须作出决定：是爬起来逃跑，是静静地躺着，还是高喊自己是记者。

　　-成了政府军的“俘虏”

　　于是，我开始冲着他们大喊：“记者！记者！美国人！美国！一名士兵循着声音开了一枪———他竟然不想活捉我！这时我想，如果我真的被击中脑袋的话，万一死不了，那该多受罪。我再次大喊：“英语！谁会说英语？”

　　回敬我的又是一排子弹。这些士兵真他妈的没心没肺，他们竟然也竭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起来。原来我们是麻秆打狼，两头都害怕！这太糟糕了。但我已经不管不顾了，大不了是个死，所以我仍在喊，希望找到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人也能听懂的词。于是我想起了“医生”这个词，就一遍一遍地喊了起来。

　　最后，有人用英语冲我喊：“站起来，站起来！”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又开了几枪。我举起双手，慢慢地站起来说：“别开枪，我是美国人。”

　　有人冲我喊：“脱掉你的茄克！”我照做了，然后直直地站在那里，手举在半空。这时我感觉到脸发烫，脑袋疼，知道自己肯定受伤了。又有人喊：“走到路上去！我蹒跚着往前挪动。每一次摔倒，都觉得自己要死掉。那些士兵还是一个劲地喊，担心我玩什么花招，我只好挣扎着一次又一次爬起来。刚到路边，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些士兵将我团团围住，有人在踢我。一道强光照到我脸上，周围的人我一个也没有看清。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他们搜了身，然后有人用枪逼着我向前走。我对斯国政府军士兵的这些举动非常理解，因为他们都被泰米尔妇女自杀式的爆炸袭击给炸怕了。泰米尔人中有一个“黑虎组织，专门进行自杀式袭击，他们炸过政府大楼，暗杀过总统，印度领导人拉吉夫·甘地就是死在这个组织的成员手中。所以即使我高举双手，斯国士兵仍然不敢懈怠。

　　当时我想，这些士兵大概是把我押到某个地方解决我的性命。但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栽倒在地。我让他们去找一名医生来。他们竟然动了恻隐之心，两名士兵把我拉起来，然后架着我继续前行。

　　-我只想做个战争证人

　　我首先被送到瓦伍尼雅的一家军队医院，医生从我的头部、肩膀和胸部取出了弹片。我意识到我的左眼看不见任何东西。我又被送上一辆卡车，一个小时后来到阿努拉哈普拉市陆军胜利医院。X光照片显示，我的左眼里有块小小的弹片。于是一辆卡车又把我送进第三家医院———阿努拉哈普拉将军医院，自始至终都有军人看守着我。我请医生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但那名陆军外科医生坚持，他们应该立即给我动手术，否则我的左眼将失明。但我在打电话之前，拒绝接受手术。

　　很显然，电话打到了首都科伦坡，一会儿后，我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对话，一名士兵说：“不行，她不能接电话，你想说什么？”我大声喊：“把电话给我！”第二天黎明时分，一架军用直升机将我送到科伦坡眼科医院。几分钟后，美国大使馆派人来到医院，并告诉守卫我的士兵，他将把我带到美国使馆。我终于安全了。

　　我为什么要报道战争？在过去几天里，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并不是典型的战地记者，因为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我想告诉人们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几个世纪过去了，战争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战场上依旧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战场外妻离子散；交战双方都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战争证人。文并供图／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