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俄罗斯科学院下属一研究所墙上的一则通知引起了俄罗斯及外国新闻界的注意。通知上写道，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制止损害俄联邦活动的计划》的决定，请各教研室、组主任及学者在6月1日前向研究所提供有关国际协议和合同的信息。同时，研究所还要求各教研室及个人：一，将接到的国际邀请尽快通知院方并将复印件交学术秘书备案；二，将所有外国人参观实验室的情况通知外办；三，向外办及时提供出国访问的汇报；四，向学术秘书提供给国外刊物发表的所有文章的复印件。

　　这则通知一贴出，立即在研究所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不是一则普通的安民告示，而是整个科学院下发的硬性规定，中心目的是院方要把俄罗斯科学家与国外机构和学者交流的情况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科学院一位物理数学博士看到这一通知后说，这简直就是一则“间谍决定”。他一年中有半年在西欧工作，如果他的外国同行知道他要向院方提供如此详细的汇报，那他们就会立即撕毁合同，连招呼都不用打。他说，他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彻底出国，到西欧谋生；二是彻底退出科学界。“但不论走哪条路，俄罗斯的科学已经失去了我”。

　　另一位技术科学博士则不以为然。他说，没有必要制造紧张空气，他一年多次出国去短期进修，回来后都要在实验室或研讨会介绍出国情况。现在惟一不同的是，访问后要写出书面汇报。这样也好，学者自己访问的成果可为更多学者了解。俄社会各界对科学院加强保密制度的规定也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这是现代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规章制度；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科学家学术活动的剿杀，俄罗斯科学院又回到“冷战时期”，科学活动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视。

　　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学者与外国的任何接触都处在克格勃的“绝对控制”之下。研究所代表团出访或接待外国学者访问都需向有关机关汇报，并得到批准。学者会谈时，除翻译外，一定还要有政府官员出席，否则就算违反外事纪律。如果某一学者与外国人接触过于频繁，则马上就会引起克格勃的注意，稍不留神，就被人抓住把柄，跳进黄河也难为自己洗清罪名。

　　苏联解体后，俄科学家与外界的交往自由了，学者不用再向特工机关请示、汇报，学术交流大大增加。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一些学者把在俄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科学成果拿到国外，赚取外汇，知识外流现象日益严重；还有一些学者把属国家机密的材料公开发表，造成泄密；更有个别学者把自己领域研究出来的成果提供给外国人，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近几年来，俄罗斯不断有学者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被送上法庭。

　　自由和开放的结果使俄科学院失去了过去“专制性的监督”，这是好事。但与此同时，科学院失去对学术活动的“任何监督”，这就不正常了。俄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制止损害俄联邦活动的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

　　国家对公民活动进行监督，这并不奇怪。但俄罗斯曾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克格勃进行全民专政的历史，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普京总统出身于特工机关，他上台后，也把特工部门的许多工作方法带进了国家管理体系。俄罗斯社会普遍感到，普京担任总统后，特工机构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国家对社会各界活动的控制比过去有所加强。学者希望，科学院通过的这一规定能真正对俄知识外流、泄密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仍有许多人担心，这一措施可能给俄学术和科研机关与外国学术界的交流带来消极影响。本报驻莫斯科记者李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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