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54个年头了，然而，那场战争留在中国及亚洲人民心中的痛楚，并没有因为时间 的流逝而有所消减，而作为战争的直接加害者，日本政界一些人对自身在侵略战争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态度暧昧，更增添了人 们的厌恶。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并没有令德意志民族的尊严扫地，相反，人们看到了 这个国家彻底同过去的罪恶决裂的强烈愿望。而日本政界一些人轻描淡写的一句“添了麻烦”，无疑是对战争中千百万反法西 斯勇士和无辜死难者的亵渎。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频频制造事端为侵略涂脂抹粉，政府一些高官年年在军国主义闹剧表演中 参拜靖国神社，冷战之后反而逐年上扬的军费开支……，这一切，与广岛祈愿和平的钟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60年代至今 ，几本涉及日本侵略战争的图书在日本及周边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军 国主义依旧阴魂不散。

　　教科书让文部省当被告

　　在日本群马县的一处墓地，有块与众不同的墓碑，铭文上刻着：“在旧军队服务十二年零八个月，其中十年作为 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中国的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服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 人民犯下不可原谅的罪行，在此表示深深的道歉！”

　　墓主大泽吉雄1986年死于食道癌。临终前，他用枯枝般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小纸片，交给女儿：“我死 后在我的墓碑上刻下我的遗言，不要忘记，拜托了！”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连续对周边国家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仅在中国，日本就留下了一长串的侵略记录，带 给中国人民的是空前的灾难。仅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就使中国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 ，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心灵创伤更是难以估量。

　　当年，大泽吉雄的女儿顶着巨大的压力，承受着白眼与漠视，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因为她知道：公开向中国人民 的忏悔和谢罪，对父亲而言，是一种良知的解脱。然而，作为战争责任的承担者，50多年来，日本政府对已往侵略战争一直 态度暧昧。也许，透过以下几本图书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引起的波澜与曲折，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在暧昧不明的背后，日 本社会某些政治势力对战争的真实态度。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对家永三郎状告日本文部省对其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的审定违宪悖法 一案，作出终审判决，为这场经过3次提诉、10次判决，历时长达32年，充满跌宕起伏、引起日本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家 永教科书诉讼”划上了句号。

　　《新日本史》是怎样一本书？家永三郎为什么要将文部省推上被告席？

　　事情还要从40多年前谈起。从1952年起，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新 日本史》，就因记述日本历史客观、公正，一直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然而，1962年，文部省却突然宣布该教科书因32 3处记述欠妥而被审定为不合格。经修改后，文部省又提出290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新日本史》中有关“（侵华）战 争当作‘圣战’被美化，由于日本当局隐瞒日军的败北和战场的残暴行为，因而使日本大部分国民不能知道真相，对轻率的战 争只能处于热心支持的状态”的叙述中，“‘被美化’、‘残暴行为’、‘轻率的战争’等语，是以偏概全地批判二战中我国 的立场和行为，所以让学生这样理解在战争旋涡中我国的立场和行为，是不妥当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记述，“《新日本史 》只让日本背负战争责任，太过于残酷，从教育的意义上必须删除”，等等。

　　面对文部省如此露骨地蓄意掩盖侵略战争史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家永三郎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他 表示：“现行教科书审定制的实态是：不仅践踏与蹂躏了《宪法》、《教育基本法》，还试图从国民意识中剔除和平主义、民 主主义的精神。对此，作为亲身体验过那场悲惨战争的日本国民的一员，决不能沉默宽恕。”1965年6月12日，家永三 郎将文部省推上了被告席。

　　家永三郎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令人钦佩。在右翼势力日益嚣张之际，他挺身而出，愤然表示：“最近，大东亚战争 肯定论已出笼登场，文部省站在肯定论的立场妄图使战争光明化，并禁止我将战争写成黑暗的战争，给我的精神是沉痛的打击 。在法治主义的名目下，国家本身违背宪法，这说明国家的无法状态。”

　　1966年，家永三郎将《新日本史》做了一些修改后，再次送审。文部省再次判定为不合格，又提出应将其中 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改为“进出”等审定意见。1967年，家永三郎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状告文部省蓄意 抹杀侵略罪责等违宪行为。

　　由于家永教科书诉讼受到日本以及全世界的关注，每日新闻社《未公开的照片——战后50年》将其列入196 5年50条重大新闻，各大报刊及时报道诉讼进程，所以日本法院不敢轻易判决，宣判一拖再拖。1984年1月19日，家 永三郎提出第三次教科书诉讼，这次焦点集中在文部省对1980年度与1983年度《新日本史》的审定意见上：

　　关于南京大屠杀《新日本史》写道：“占领南京后紧接着日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史称‘南京大屠杀’”。 文部省认为：“这样写法可以读为占领南京后军队是有组织地屠杀，因此不能断定‘紧接着’，应该写成‘在混乱中多数被杀 ’”。

　　关于侵略《新日本史》写道：“在中国，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成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 强烈地表示了恢复中国主权的态度”；文部省修改意见为：“‘侵略’是包含评价的用语，从他国的立场应以‘进出’表现， 用客观的‘武力进出’如何？”

　　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新日本史》写道：“在哈尔滨郊外有称之为七三一部队的细菌部队，对数千名以中国人为 主的外国人，进行活体实验并加以杀害的残暴作业，一直持续到苏联宣战为止，长达数年”；文部省狡辩称：“关于七三一部 队，到目前为止，确切的公认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对此采纳还为时尚早”。

　　关于日军暴行《新日本史》写道：“占领南京之际，不少日军官兵奸污中国妇女。日军所到之处（华北等地）对 中国人的生命、贞操、财产等给予很大的损害。”文部省则声称：“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哪个时代都会发生，因此特别提出 日军，是强调过分的问题。”

　　家永三郎在提诉时说：“在我将近三十年的教科书执笔编纂的经验中，这次（审定）是史无前例的骇人与荒唐。 我担心的是这次提诉将得不到彻底的论争而被敷衍了事、草草结束。”

　　1997年8月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除继续认定教科书审定制度合法外，判定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 的侵略、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暴行等4处审定属于滥用处理决定权，均推翻了一审、二审的判决，特别判定从《新日本史》 中强行删除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记述的做法违法，并要求政府向家永三郎赔偿精神损失费。至此，“家永教科书诉讼”以家永 三郎部分胜诉而终结。

　　综观这次教科书诉讼，日本文部省对书中有关日本战争责任的修改意见越来越多，掩盖侵略历史的意图越来越露 骨，而日本法院也无视历史事实，蓄意偏袒文部省，多次做出无理判决。究其原因，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五六十年代，自民党控制的日本政府托庇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不仅闭口不谈日本的战争责任，毫无反省谢罪之意 ，而且寻找时机，蓄谋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而最露骨的翻案活动则表现在通过对教科书的审定，掩盖和篡改日本侵略历史。 日本政府虽然表示教科书的错误“由政府出面纠正”，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认真解决。同样，日本最高法院对家永 三郎部分胜诉的终审判决，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压力，不得不作出的“公正的姿态”。

　　战地日记引起轩然大波

　　今年，《东史郎日记》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早在12年前，这部日记在日本刚一披露就引起了轩然 大波。

　　1987年7月6日，原日兵东史郎邀请两位战友举行记者招待会，展示私人的《阵中日记》、《手记》和日本 军方极秘文件《阵中日志》等证据，揭露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暴行。

　　翻开东史郎的《阵中日记》，侵华日军暴行一目了然。其中既有东史郎自己砍杀农民、侮辱妇女、役使平民等罪 行，也有东史郎所在部队集体虐杀战俘、平民，轮奸少女，强迫中朝妇女充当慰安妇等残暴行径。

　　侵华日军在策划实施南京大屠杀之际，即深感其罪孽深重，实为文明社会所不齿，所以在杀、烧、淫、掠的同时 ，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消弭罪证。作为管制措施之一，日本军部在广岛县似岛设立检疫所，对所有归国士兵进行以检疫为名的 私人物品检查，宪兵借机扣留一切记载战争暴行的资料。从战场上陆续回国的士兵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有人敢 泄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尽管军部采取了如此严厉的管制措施，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战地实录，躲过检查，留在士兵手中。东史 郎的《阵中日记》就是因他患病住院，单独回国，没有经过似岛检疫所而留在手中的。

　　东史郎等三人是自中国和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并且将罪魁元凶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处以极 刑后的40年来，第一次以记者招待会形式公开承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原日军士兵。翌日，日本《每日新闻》、《京都新闻》 、《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报道：“痛苦煎熬50年后，原军曹用实名证言南京大屠杀！”“原日 兵3人公开发表活生生的南京大屠杀日志和手记！”日本各电视台以及各国新闻媒体也都做了广泛报道。

　　东史郎生于1912年4月27日，25岁时应征入伍，参加侵华战争。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作战期间，将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1939年末因病退伍，在家中，他将《阵中日记》加以誊抄，整理成《手记》，“作 为自己人生体验的见证”而珍藏起来。

　　1944年3月东史郎再次应召入伍，直到日本战败，在浙江宁波投降。战后以来，东史郎不断反省自己的罪行 ，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公布于众，让日本人民了解真相，避免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我不 想隐瞒自己的罪行和耻辱，我觉得应该将《手记》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提供给读者，让更多的人知道战争的真相。”1987年 12月，东史郎将《手记》命名为《我们的南京步兵队》正式出版。

　　此举一下击中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痛处，因为，从70年代开始，否认侵华日军最大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正是 他们竭力否认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推卸战争罪责的突破口。

　　早在1972年，日本《诸君》月刊就发表了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同时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 队》，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1984年，田中正明写成《“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不仅矢口否认南京 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且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为侵华战争开脱罪责。1994年7月，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日本《诸君 》发表《排除对历史的篡改，“南京大屠杀”是一场虚构》一文，毫无根据地声称：“南京当时的人口不到20万，为什么被 害人口达到30万？”

　　为了炮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日本右翼势力将中国方面提出的大量证据说成“伪造”，将拉贝、马吉、贝德 士等西方见证人提供的大量证言说成“偏见”，将日本随军记者的战地报道说成“哗众取宠”，将日本老兵回忆自己在南京大 屠杀时所犯的罪行说成“自虐”。于是，在日本形成了一个“禁忌”，即原日军官兵在发表南京大屠杀亲历记的时候，都不敢 公开自己的姓氏和住所，否则就会遭到旧日军将校等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攻击。他们对于东史郎就使用了这一惯用伎俩。

　　1993年4月26日，原东史郎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即东史郎《阵中日记》记载的“邮袋杀人事件”的凶手桥 本，以“《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中关于其虐杀一个中国人的记载不符合事实”为名，反将东史郎告上法庭。

　　策划这起东史郎诉讼案的核心人物是原东史郎所在师团的中队长森英生和评论家板仓由明。板仓由明公然宣称： “这次诉讼不仅要恢复桥本的个人名誉，而且要以此为突破口，证明第二十联队的暴行是虚构的，证明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也是虚构的。”森英生则负责动员一批旧军人，在法庭上给桥本光治打气助威。他们希望挑起这场“东史郎诉讼案”，把“南 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这一无视史实的历史观，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代表国家予以承认。

　　在某些势力的纵容下，这一图谋终于得逞。1996年4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经过整整3年的“调查论证” 和10多次庭审，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杀害俘虏和平民也许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但是，被害人数、被 害者遭到杀害的原因和现场的具体情况等，在历史学上尚有许多争论”，并以东史郎等在出版物中的记述“没有客观证据”， “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为名，判定东史郎等败诉，责令向原告赔偿50万日元，并登报道歉。东京地方法庭宣布判决之后，支 持桥本的人身着旧军服，走上街头，高唱军歌，为“胜利”欢呼。

　　东史郎随即上诉东京高等法院。尽管东史郎诉讼支援会和辩护团在上诉的两年多时间里，搜集并提交了确凿的证 据，甚至在南京进行了手榴弹爆炸模拟试验，足以推翻东京地方法院的无理判决。但东京高等法院于1998年12月22日 作出判决：“被推认为不存在东史郎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驳回被告东史郎上诉。”对手榴弹爆炸试验证据，东京高 等法院以“时间已过数十年，实验无法完全重复过去的实态”为借口，蛮横地予以拒绝，对其他客观证据也不予采纳。值得注 意的是，东京高等法院在陈述判定东史郎败诉的理由时，特别使用了“被推认”的措词。这就意味着法官不是以东史郎当年战 地实录的《阵中日记》和东史郎诉讼辩护团提供的客观证据为依据，而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推断来定案，那么，司法的准则和法 律的尊严在哪里？！

　　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一结束，桥本一伙又迫不及待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会场的正面，一条大横幅 尤为触目：“南京大屠杀虚构审判胜诉。”

　　1998年12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表示惊讶和遗憾。第二天，日本外 务省发言人辩解道：东史郎诉讼案不是关于“南京事件”是否存在及事件全貌等问题的诉讼，而是就被告的“战时日记”的部 分记述是否造成对原告的名誉损害，以及原告是否进行过如记述那样残虐行为的事实认定。12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再次强调，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

　　同年12月25日，东史郎又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目前，此案正在三审之中，日本最高法院如何判决，全 世界都在关注。

　　反思录探究战争责任之源

　　1995年，日本原玉川大学教授若规泰雄以《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融入了他50年来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理 性思考。1999年9月，该书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若规泰雄生在中国山东，17岁以前在青岛长大。受侵略战争的各种基础教育，他曾对“日本是万邦无比的神国 ”、“天皇陛下虽为人身，其本质是神”、“同中国进行的战争，是为了让中国人得到幸福的圣战”等等说法深信不疑。然而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被征集入伍，亲身体验到了那种思想教育的虚伪、屈辱和残暴，而且目睹了不少朋友被迫走上战场并 失去年轻的生命。

　　在《日本的战争责任》中，若规泰雄运用大量的战时资料来解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日本军队那么残忍？究竟 谁是这只军队的统率者？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国民未能反对战争？最后他的结论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的目的也罢，原因也罢，责任也罢，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神圣的天皇’这样一种虚构的基础上的。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 首是天皇制。”

　　批评天皇，在企图重新“神化”天皇的右翼势力眼中，是“大不敬罪”，他们往往会对当事人诉诸暴力。199 0年1月18日，长崎市市长本岛因为发表了“天皇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讲话，在市政厅门前被开枪击伤；1990年4月 25日，菲利斯女子学院院长因为联合宗教界人士发表声明，反对将神道宗教仪式作为新天皇即位仪式，其住宅遭到枪击。

　　其实，日本战败投降后，天皇负有战争责任本来不成为问题。

　　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天皇掌握了国家一切最高权力，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天皇制下的三权分立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内阁、议会、 军部各自为政，分别向天皇负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天皇出席的“御前会议”上作出的。天皇出席帝国议会 开幕式并赐敕语，已成惯例。比如，在1937年9月4日，日本帝国第71届特别会议召开，政府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向议会提出庞大的临时军费预算案。在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天皇宣读敕语：“中华民国深深不解帝国之真意，以至发生这次事 变，朕深感遗憾。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尽忠尽勇，这样才能促使中华民国反省，确立东亚和平。”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军费预 算案，还作出《关于拥戴圣旨，稳定东亚的决议》。

　　60年代以后陆续公开的天皇近臣的重要资料，如《木户幸一日记》（木户幸一原为内大臣）、《本庄日记》（ 本庄繁原为侍从武官长）、《杉山日记》（杉山元原为陆军参谋总长）等，以及1990年公诸于世的裕仁天皇1946年的 谈话记录《昭和天皇独白录》及其他大量可信的历史资料表明，天皇是战争机器的操纵者之一，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战后，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的呼声日见强烈。中村德郎是一位小学校长，他的儿子曾是东京大学学生，19 44年应征入伍，开赴菲律宾，后失踪。中村德郎1971年去世，家人发现他写的遗篇《无声的呼吁》。上面是一个失去儿 子的父亲的血泪控诉：“我要向日本国天皇申诉，你为什么不承担责任，或不想承担责任？你曾对身着军服的日本军队说：‘ 上司的命令即朕的命令。’你不是不了解这些悲剧，但为什么却推卸掉全部责任呢？”

　　许多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国家都要求惩处负有战争责任的天皇。1945年6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 国人中主张将其处以死刑、终身监禁、流放或加以审判者占71％，只有7％的人主张对其加以政治利用或认为其无罪。但是 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天皇的力量抵得上20个师的军队，保留象征性天皇制有利于美国占领，防止日本出现人民革命的 形势，因此最终决定不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责。这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形势下造成的后果。

　　然而，令若规泰雄不能容忍的是，“在日本，在战争结束已经半个世纪的今天，虽然人们希望和平，反省战争， 但是战争的根本原因何在，谁应当承担战争的主要责任，要搞个一清二楚的动向却很少看到。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 为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天皇的尊严’就要崩溃。这在日本是最大的忌讳。作为日本国民的一个成员，我对日本国民的非理性 和非良心性不能不深感耻辱。”

　　讲演集为侵略战争翻案

　　几乎与《日本的战争责任》同时，1995年8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也在日本出版。这是一部讲演集 ，编者是由自民党105名众、参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众议员山中贞则任委员长，参议员板垣正——被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任事务局长。

　　从该讲演集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是对“大东亚战争”——当年日本美化偷袭珍珠港以后的侵略战争的称谓——进 行“总结”。在书中粉墨登场的19个主讲人都是日本政界、学术界、新闻界的“名流”，他们是这样描述侵略战争的：

　　关于“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战争’是日美长达40年争执达到极限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大陆政 策与美国的远东政策相悖。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本是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侵害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 ”；“日本开战的理由只有一个：为了生存。日本侵入东南亚，是因为国际上对日本形成了A（美国）B（英国）C（中国） D（荷兰）包围圈，日本为了生存，必须夺取资源。东南亚原本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战争）其结果是东南亚国家全部实现 了独立”。

　　关于对华战争，“日本对满洲难以割舍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国际上的经济皆为自给自足，各国贸易壁垒高筑，日 本经济的发展只能依赖于满蒙。此外，由于西方白人社会拒绝移民，而日本为了应付每年成百万增长的人口，也需要满蒙这一 块新天地”；“中日战争根本不是侵略战争，日本从未想过要占有广大的中国领土。日本最大的希望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安定统一的中国”。

　　关于南京大屠杀，“实际上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左右，不可能杀了30万”；“由于松井大将的严令，安 全区内没有一起火灾，也没有枪击和爆炸，在此居住的20万市民全都平安无事”。

　　关于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是战胜国以将中国拉入的形式进行复仇的结果，日本既然战败，就不得不接受复仇的 仪式”。

　　该讲演集洋洋50万言，堪称全面为日本侵华历史翻案的“大合唱”。主讲人肆意歪曲史实，颠倒黑白，简直到 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主讲人声称“实际上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左右，不可能杀了30万。”那么， 历史档案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据南京市政府1936年4月统计，南京城乡人口总数为1019148口。日本南京商社编《南京人口概况》 也记载：1936年南京人口共计1006968口。上海沦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大量市民也随之迁徙，南京人 口从100余万减少到50多万。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937年10月28日从东京发给驻中国北平森岛参事官的电报也 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 移者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公函：“查本市现 有人口约50余万。”从11月23日至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20天，还会有一小部分南京市民、外地难民和伤兵撤往外 地，但是中国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率军14万守卫南京，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命令将下关至浦口的轮渡撤除，禁止 部队渡江北撤，以求背水一战，大部分外地难民和伤兵因此一时难以疏散而滞留南京。南京沦陷时的人口至少有60万是不争 的事实。显然，所谓“南京当时的人口不到20万”是纯属虚构。用这个虚构的“论据”来炮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其用 心不言而喻。

　　对于主讲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另一条理由“由于松井大将的严令，安全区内没有一起火灾，也没有枪击和爆炸， 在此居住的20万市民全都平安无事”，不用列举《拉贝日记》、《贝德士文献》、《威尔逊日记》等主持南京国际安全区的 西方人士的证言，仅引用书中另一位主讲人的话就可以戳穿这一谎言。这位主讲人说：“从1937年12月13日至翌年2 月9日的58天内，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5人每天都写日记，每天都到日本领事馆控告日军的犯罪行为。

　　根据此控告，杀人案仅49件，伤害案44件，强奸案361件，逮捕案390件，抢劫案120件，根本没有提到 大屠杀。”日军置国际惯例于不顾，竟闯入安全区杀人、强奸、抢劫，南京的市民还能“平安无事”吗？至于“根本没有提到 大屠杀”，则又是信口胡言。西方见证人不仅指控日军多次将安全区的青壮年带到长江边集体屠杀，而且指控日军在安全区以 外地区大肆屠杀，那里的40多万市民、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成了屠杀的对象，长江沿岸和空旷地带成了血腥屠场。

　　这部讲演集为什么在这时候出笼？“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长中山贞则在其前言中申明：“促使我们不得不采取 这一行动的直接动机，是由细川护熙担任总理大臣后公开发表上次大战是侵略战争讲话而引起的。”

　　那是1993年8月10日，自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而退居在野党地位，细川护熙在组成七党一派联合内阁后 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认为，那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自民党议员立即群起而攻之。翌日，自民党与靖国神 社有关的三个组织召开负责人紧急会议，对细川护熙的讲话提出抗议。随后，这三个组织决定“纠正被东京审判毒化了的历史 观，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8月23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应运而生。

　　“历史研究委员会”从1993年10月开始定期召开研讨会，邀请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一贯坚持顽固立场的 右翼分子担任主讲人，分别从“大东亚战争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大东亚战争的终结和给亚洲带来的影响”、“美军的占领 和东京审判”、“对日本战后50年的思考”等方面阐述历史观点，掩盖和歪曲侵略历史，翻东京审判的历史定案。每次研讨 会的会议记录都分发自民党全体议员。

　　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前夕，又发生了一个涉及日本战争责任的事件，再次刺痛了“历史研究委员会”的议员们 。

　　1994年6月，自民党为了争取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组阁，推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市担任首相，并且同意在翌 年通过一项表达反省和谢罪意愿的《不战决议》，公开表明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态度。但联合政权成立后，自民党200多名议 员却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反对通过《不战决议》。在野党新进党也随即附和。在此影响下，自民党先是企图 推迟作出决议，继而提出一个只字不提“侵略”、“反省”、“谢罪”的内容空泛的决议草案。自民党的出尔反尔，遭到社会 党和先驱新党的强烈抵制。在两党扬言要退出执政联盟的威胁下，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终于通过了名为《以历史为 教训重下走向和平决心的决议》，内容是：

　　“值此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我们对全世界的战死者以及因战争等原因而牺牲者表示真诚的哀悼。考虑到 世界近代史上许多殖民统治及侵略行为，认识到我们过去的那种行为给他国人民，尤其是亚洲各国国民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 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过去战争的历史观的差异，谦虚地学习历史的教训，建立起和平的国际社会。我们在此表明，决心在日 本国宪法提出的永久和平的理念之下，同世界各国一道，开辟人类世界的未来。”

　　这个决议虽然有“反省”的表示，但是却着力强调世界近代史上出现了许多殖民统治及侵略行为，暗示似乎日本 只是被动地卷入战争；全篇语意暧昧，表述模糊，连侵略的主体都不清楚，被世界舆论称为“逃避战争责任的决议”。

　　就是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不战决议》，还是遭到了右翼势力的反对。早在《不战决议》拟议过程中，“历史研 究委员会”就曾有针对性地组织专题讨论，叫嚣“不反省，不谢罪”，鼓吹“自己国家发动的战争，是侵略还是自卫，是由自 己的解释而定的。日本自己认为是侵略，那就不能干；而自己认为是自卫战争，就可以进行。”

　　这些论调听来令人毛骨悚然。当年日本的侵略战争，哪次不是以保卫生存空间的名义发动的呢？拒绝承诺“不战 ”，是否蕴涵着今后还要以“自卫”为名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和阴谋？或许从日本战后突破“和平宪法”限制，重整军备的轨 迹中，人们会寻找到答案。

　　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制定新宪法——《日本国宪法》，在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的国 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 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这部宪法又被称做“和平宪法”。“和平宪法”成为日本承担战争罪责的主要标志，

　　然而，战后50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没有放弃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重建陆海空军，恢复战争力量， 复活军事大国的努力。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内阁和执政党加快了突破“和平宪法”的步伐：增加军费开支，将自卫队扩充 为兵种齐全、武器装备先进、作战能力很强的正规军队，向海外派兵，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进口和贮存大量的核 材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研究委员会”发出上述叫嚣，不能不引起曾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亚洲乃至世界各 国人民的警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往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的翻案活动大都零零星星，遮遮掩掩，因翻案言词而引咎辞 职者也大有人在；此时“历史研究委员会”将翻案活动公开化、制度化，主讲人有恃无恐，大放厥词，反映了日本国内保守势 力趋强的政治格局变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大国主义思潮”抬头，“民族优越意识”膨胀，要求由经济大国成为政治大国、军事 大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使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战后一直主张“正视侵略历史”的民主力量削弱，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加强 。1993年大选，社会党从原来的136席锐减为70席，尤其是党内改革派的议席由90席骤降为40席，从而失去同保 守政党抗衡的力量。自民党虽然下野，但新党、新生党和先驱新党等新保守势力一举获得103个席位，新旧保守势力的席位 接近总议席数的2／3。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右翼势力才敢于更加露骨地翻侵略战争历史定案。

　　英文小书震动西方社会

　　1997年，一本英文小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悄悄地出现在美国的书店里。一向不大了解中国历 史的美国读者，偶然翻开它时，顿时被60年前发生在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屠杀暴行惊呆了。

　　“中国的男人在日军的刺刀训练和砍头比赛中被当成活靶子。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 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 看着他被德国牧羊犬撕碎。估计有2至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一些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割掉她们 的乳房，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

　　美国读者感到惊讶：“看上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会干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吗？”“日本军国主义难道 比纳粹德国还野蛮吗？”

　　这本英文小书是以美、德、英等西方国家的历史档案和西方人士的目击记为基础写成的，尤其是大量引用了当时 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教授、医生的日记和书信的记述，这使美国读者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本小书很快登上美国“《纽约 时报》畅销书榜”。

　　这本书的作者是30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张纯如的父母出生在日本侵华期间的中国，后来辗转到美国定 居。出生在美国的张纯如很小的时候就听父母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 丧心病狂的罪行。日本兵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在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长大以后，张纯如很想了 解南京大屠杀，但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书都没有有关的记述。美国公众所读的权威性二战历史著作，几乎没有一本详细记述南 京大屠杀的，就连最畅销的二战图片集《美国二战图片史》，没有一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她感到奇怪：“如果南京的暴 行真的像父母所说的那样，那么为什么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日本总有人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从未对此道歉和 赔偿？”

　　促使张纯如撰写这本小书的机缘是她结识了邵子平先生，进入了他参与创建的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 会的社会圈子。这个联合会是美籍华人1991年自发成立的，旨在呼吁西方社会像关注纳粹德国罪行一样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的暴行。张纯如对联合会搜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的资料并且将其公诸于世的工作抱有极大兴趣，由此知道耶鲁大学神 学院藏有当年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档案，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表拉贝的日记在德国……。在 联合会的支持和鼓励下，张纯如历尽周折找到这些珍贵的资料。尤其是《拉贝日记》，可称作是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小型档 案，身兼德国——当时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党南京负责人的拉贝的记述，具有无可辩驳的实证作用。

　　日本驻美国大使看了张纯如的这本书后，曾扬言书中的许多记载失实。张纯如闻讯后立即下战书，要求同该大使 举行公开辩论，而该大使却一直不敢应战。

　　读了这本小书，成千上万善良的美国人不禁对日军当年的暴行倍感震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柯比 评论道：“过去，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所忘记，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今天，日本如何赎罪还是一个问题 。60年过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响着中日关系。”

　　这本小书出版以前，美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了解甚少倒情有可原，毕竟中美两国远隔重洋，有关日本侵华历史书籍 在美国很少见，而美国政府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态度却令人费解。1998年6月，美国10余个华人团体邀请东史郎和原侵华 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队员筱冢良雄、小川武满出席在纽约举办的“日本见证团侵华罪行报告会”。没想到，东史郎等3人的赴 美签证却被美国驻日大使馆拒绝，其理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原来，自纽伦堡审判结束后，美国就开列了一份6万人的欧洲战 犯名单，禁止其入境；而对日本战犯则不闻不问。这一不公正的做法，遭到美籍华人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美国政府直到1 996和1997年才陆续将300多个日本战犯纳入禁止入境的名单。但其标准是：只要自己承认有罪的，就是战犯，不论 是否忏悔和揭露罪行；不承认自己有罪的，就不是战犯。于是，那些拒不认罪的原军政要员依旧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东 史郎等人却因认罪被拒之门外。

　　美国政府对日本战争责任和战犯的“忽视”，源于冷战形成前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由严厉制裁到蓄意包庇，对 日本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由坚决惩办到彻底纵容的戏剧性变化。

　　日本投降后，代表盟国对日本实施占领的美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制裁日本条款，解散日本军队，审判日本侵 略战争罪行和战犯，取缔右翼团体，整肃军国主义分子。据统计，日本投降之际，被取缔的右翼团体约210个，被整肃的军 国主义分子达21万余人。

　　然而，随着世界冷战形势的急剧发展，美国出于扶日反共、反苏反华的目的，不仅放弃了严厉追究日本战争罪责 ，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而且蓄意纵容负有侵略战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