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背景

　　我于1925年出生在马来亚西北部的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是家里10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我的父母属于中下阶层，我们住的地方在今天要被称作贫民窟。我父亲是一个学校教师，后来当上了政府查账员 。他的治家之道非常正统、非常严格，十分重视教育子女。我很幸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首先是受马来语教育，后来又上了城 里的英文中学。我母亲受过宗教教育，教授我《古兰经》。虽然我的家庭在宗教上并不狂热，但我们却是严格遵从穆斯林信仰 的。这一切为我的人生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起始点：紧密团结的家庭、稳固的教育，以及良好的宗教背景。

　　我少年时代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上初中的时候，我认为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到政府部门工作，但我从来不 奢望能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与皇族并无什么瓜葛，也不属于显贵家族。富有人家住在城北，而我们住在城南。当然，欧洲人住 在他们自己的居住区里，他们十分排外，从不与当地人融合。

　　2半殖民社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半岛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我们被分成许多不同的马来州，每个州都与英国人签署了 各自的条约。这些条约声称，英国对马来亚的关系是“保护”，而不是殖民。英国人一开始是可以将我们变成殖民地的，可他 们选择担当保护国的角色。虽然英国人事实上全面控制着政权，但他们千方百计要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当地人拥有地位和权 威。马来亚的苏丹们被英国人称作“统治者”，但他们从来便没有被授以权力，实行“统治”。英国人并未向我们国家派遣“ 总督”，但他们冠冕堂皇地派来了“英国顾问”。实际上，“英国顾问”的“建议”不得不严格遵从。

　　对于这种半殖民统治方面，英国人非常拿手：他们说的是一码事，做的却是另外一码事。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 是完善的行政体系和相当发达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获得了一个心理负担，那就是，只有欧洲人能有效地治理我 们的国家。那个时代，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在欧洲人的控制之下。大多数亚洲人都觉得与欧洲人相比低人一等，我们几乎没有考 虑过独立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3日据时代

　　然而，在1941年，日据时代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日本军队不仅在武力上驱逐了英国人，他们还改变了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体验。我们的统治者一夜之间从一批换成了另外一批。一开始，我不想上日文学校。 那时我１６岁，在英文学校关门后，我在城内的一个小市场里卖香蕉。但我父亲坚持要我上学受教育。我们不得不学习日语， 虽然我日语学得不好，还是当上了班长。我并不强烈地反对日本人，但我认为，他们应当离开，让英国人回来。我那时并不渴 望独立，而是渴望英国人回来。我在英文学校里受教育，英国人在的时候，生活似乎要容易得多。

　　日据持续了大约３年。我从不怀疑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的创伤，许多人被不公正地杀害或关押。但日本人打 败欧洲人这一事实在许多亚洲人中间产生了另一个心理效应。在战前，马来亚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我们的整个世界观是，我们 没有获得独立的能力。我们认为只有欧洲人能治理我们国家，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优越性。但日本入侵的成功让我们确信，欧 洲人并非天生高人一等。他们能被击败，也会被打趴在一个亚洲种族（日本人）的脚下。

　　4初出茅庐

　　战争结束后，我们真正渴望的是恢复英国人的“保护”地位。但英国人回来后企图百分之百地殖民我们，使我们 大失所望。英国人把他们的计划称作“马来亚联邦”，但这一计划意味着彻底的殖民化。这似乎是英国人犯下的最严重的一个 错误。如果他们只是要重新恢复他们的“保护”地位，马来西亚战后的大部分历史无疑会走上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 刚刚从持续数年的日本军事统治中被解救出来，不愿接受全面的殖民统治。我这时20岁出头，刚刚开始卷入政治。我身边聚 集了一些同学，悄悄展开宣传鼓动，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

　　当局不允许我们积极参与政治，因此我们大部分的活动在晚上进行。战争结束不久，城内灯火管制仍然有效，我 们在深夜出发四处张贴政治标语。我们的目标仍然非常有限，不过是期望结束“马来亚联邦”，恢复“保护国”地位。我们都 很年轻，在组织、宣传、召集人们举行机会方面都有许多东西要学。我们还不得不随时防备当局的镇压，资金也很缺乏。我的 一位朋友技巧娴熟地用马铃薯刻出印版，我们则用中国墨汁在海报上印出词句。我们都认为已“专业地”印出了我们的材料。 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搜查了城里所有的印刷店，但一无所获。

　　5大学教育

　　在这些行动中，我常常扮演领导角色，同学们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我的领导地位。在参加任何组织时，我一般选 择当秘书长或第二号人物，而不愿当主席。原因很简单，第二把手的位置要做更多的组织工作，并直接与其他组织联络。我起 初组织了吉打马来青年联盟，后来又组织了吉打马来联盟，后者是一个政党，参与创立了当今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巫统” 。

　　我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英国人被迫放弃了成立“马来亚联邦”的想法。我当时认为，我们的斗争将就此结束 ，但“巫统”中的一些领导人物已开始为彻底独立四处奔走。就我个人而言，我仍不能确信我们能自行管理好国家。马来西亚 过去是、现在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构成了三个最大的民族团体。从统计数字上看，马来人是最大的 民族团体，而从财富和经济方面看，华人拥有更大的权势。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赶走英国人，而是获得独立后如何治 理我们多民族的国家。

　　6行医生涯

　　为了当一个称职的领袖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接受更高的教育，而不是把全部精力用来投身政治。1947年，我 前往新加坡学医。从1947年-1953年的６年间，我主要专心致志地学习，政治活动退居其次。但在新加坡，我仍密切 关注马来西亚的事态发展。在大学期间，我还创建了马来大学生组织，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是帮助他们取得成绩。新加坡也 是我遇见我妻子西蒂·哈斯玛的地方。我们上同一所大学，在我的第一学年结束前，我们的关系已稳定下来。虽然在毕业前没 有正式的订婚仪式，但我们从一开始便确信，我们会成婚。

　　战后的岁月是一个重建和巨变的时代，许多亚洲殖民地都在质疑欧洲人对他们的统治权。我和我的朋友们密切关 注亚洲其他国家的独立斗争。我们目睹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的一切，并为印尼人募捐，支持他们反抗荷兰人。本地区其他国 家的事态发展影响着我们，谈论独立的声音开始在空中回荡。一种亚洲认同的感情正在滋生。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 西亚最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在1953年便已回到马来西亚，在政府医疗机构中当医生。作为一个公务员，我不能积极参 与政治，我只是部分地参与了那些导致独立的事件。独立日那天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但这种感觉很快烟消云散，代之而起 的是如何自行治理国家的忧虑。

　　7与东姑决裂

　　在独立前不久，我决定离开政府医疗机构，开办自己的诊所。我要积极参与政治，这是唯一的出路。我回过头想 了许久，认为我的医疗训练以及多年来的行医经验已使我站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医生，我能迅速地诊断出 病人的病情。这些经历后来在政治上对我十分有用。在搞政治时，你必须不断地评估人们的反应，必须分辨出你听到的是不是 真话。在开办私人诊所期间，我深深卷入了国内政治。在巫统州一级的分支机构中，我受命担任了一个高级职务。尽管诊所里 的工作十分繁重，我仍千方百计挤出时间用于政治活动。

　　1964年，我在39岁时第一次成为议员。我经常口无遮拦，不时与党的领导集团发生争论，批评他们的政策 。1969年，我站出来争取连任。这个时候，我的观点是，全国最大的民族团体马来人并不为独立带给他们的东西而喜悦。 普通马来人与殖民时代相比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在经济上和教育上，他们仍然落后。

　　8飞黄腾达

　　在1969年的选举中，巫统领导的联盟只获得了非常小的多数，在许多州，我们甚至无法组建政府。局势开始 变得非常不稳定和易变，1969年5月13日，华人和马来人在吉隆坡发生严重的冲突，种族骚乱使危机达到顶点。我指责 巫统领导集团引发了骚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总理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要求他辞职。我向他指出，对一个多民族 的社会，他引进了错误的政策。但这种坦诚的批评没有被容忍，我被党开除了。

　　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我在自己的祖国进行着政治流亡。我与东姑的决裂早已被记录在案，有人还进行过深入的 分析，不需要在这里赘述。概括而言，民族平等的政策对一个由几个不同的民族团体构成的国家至关重要，这一点是创建一个 稳定社会的最大挑战，后来它成为我作为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活动时的中心主题。

　　1972年，我被重新吸纳为党员。在我赢得1974年选举后，我获得了平生第一个内阁职位，出任教育部长 。仅仅两年过后，1976年，我出任副总理。这一职务让我顺理成章地在1981年成为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