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4日，当北约的第一批炸弹落在南联盟领土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就像撒谎说自己没有与莱温斯基有染一样大言不惭，把美国和北约的侵略行动说成是“保护科索沃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把它们发动战争说成是“防止战争扩大”，把它们在东南欧引爆的动荡说成是“卸除处于欧洲心脏的火药桶的引信”。

　　当晚，克林顿夜不能寝。他打电话叫醒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向她寻求安慰。克林顿说：“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件事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已经完全卷进去了。我觉得我们已经穷尽了一切选择方案，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奥尔布赖特说：“我也这么认为。谁也不会认为我们是闭着眼睛胡来。”

　　总统先生当晚有没有睡好觉，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看到的是，他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振振有辞地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指责米洛舍维奇是“暴君”，在科索沃制造“种族清洗”和“难民潮”，标榜美国是为“维护和平”、“保护人权”、“伸张人道”而干涉。

　　伴随总统先生的论调，西方世界响起了一片“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人道主义干涉有理”的鼓噪。有人甚至把科索沃战争吹捧为一场外交“革命”：“这可能是第一场不以国家利益为名，而以道义和价值观为名所发动的战争”。科索沃战争因此被树立为“新干涉主义”的典范。北约的“战略新概念”为执行“新干涉主义”使命做好了准备。北约将成为捍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政治军事组织，它的军事行动将扩大到成员国范围之外……

　　而真正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却由此陷入忧虑和担心：美国把西方标准的人权、价值观树立为国际干涉的基础，伙同北约充当“世界宪兵”、“国际警察”或“全球执法官”，世界岂非永无宁日？

　　此刻正值中国使馆被炸周年之际，回望北约炸弹的暴戾，南联盟百姓的苦难，中国记者的鲜血，北京街头的激愤，历历在目。在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加冷静地洞察“新干涉主义”的本质，看破美国霸权色厉内荏的真面目。

　　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当中究竟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人道成分，结论已经无须明说了。大量的事实已经表明，美国在科索沃只是借了人道、人权这些富有感召力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然而，假货毕竟是假货，最好在吆喝时留一手，以免被人拆穿后下不了台。在这个方面，美国人不愧为行家里手，深谙其道。如果仔细听听美国是如何吆喝“新干涉主义”的，就能品出其中奥妙的玄机来。

　　科索沃战争结束不久，克林顿访问欧洲马其顿等国，春风得意之余宣称：“希望将来能确认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就应当加以阻止。”这句话立刻就被冠以“克林顿主义”大名。正当西方媒体和舆论为此欣喜若狂、摇旗呐喊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先生为美国的科索沃式军事干预加了三项条件：(1)出现有计划、有步骤的种族灭绝现象；(2)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3)美国有能力采取军事行动。不明就里的人还跟着鼓吹，此谓“克林顿主义”三原则。

　　其后，在联合国大会上，总统先生本人也说：“当我们面临屠杀全体人民或者把他们逐出家园的蓄意的运动时，对受害者的关怀是重要的，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努力结束这种暴力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到底用什么办法来作出反应将取决于采取行动的国家的能力，同时取决于它们对它们的国家利益的感觉。”

　　从纯粹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如康德所言，“道德律令”必然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不能允许任何相对性的搀杂。总统先生的前一句话可以被认为是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宣示。而紧接着的后一句话就彻底阉割了这种干涉的纯洁性和普适性。克林顿和伯杰在人道、人权等普遍原则中搀杂“国家的能力”和“国家利益”的“感觉”，结果就使美国外交回归现实主义本源：“权力界定下的国家利益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基础。”

　　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克林顿还说了一句：“我知道有些人对美国和其它国家不能对世界上的每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作出反应感到不安。我们不能做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情。但是这只是因为我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利益，并不意味这我们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辜者被毁灭漠不关心。”

　　所谓欲盖弥彰，总统先生的这句话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明确无误地转述：道义的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必须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原则究竟是什么货色，美国会不会为纯粹的“人道主义”而进行国际干涉，这些问题就不言自明了。

　　现代国际法中，不干涉原则与国家主权独立、平等、和平共处等原则一道构成了国际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整个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一国动用武力对别国内政进行干预的现象却屡见不鲜。19世纪以玩世不恭著称的法国外交家塔列朗曾经说过：“我不知道干涉与不干涉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区别。”一部国际关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干涉史，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干涉者打出的招牌有所不同。

　　决定干涉者是否采取对外干涉行动的因素在根本上只有两条，总统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是“国家利益”，二是“国家的能力”。在“国家利益”方面，干涉者是通常心里有数，嘴巴上则冠冕堂皇地含糊。但在“国家的能力”方面，则没有含糊的余地，是驴是马，拉出来便知。

　　科索沃冲突中，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实力与孤立无援的南联盟相比可谓优势悬殊。即便如此，结果又如何呢？南联盟最终基本满足了西方的条件，在表面上似乎是美国大获全胜。而实际上，美国的胜利根本没有它自己宣扬的那么辉煌。北约持续78天的空袭，除了制造出一大堆人道灾难之外，几乎丝毫未伤南联盟军队的战斗力。停战后，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军，坦克和装甲车队源源不断。可以预想，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北约将会面对怎样的打击。

　　根据美国既定的军事战略，冷战后的美军要求能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以及一场小规模的突发性冲突。科索沃战争的规模远远小于原计划的“大规模地区冲突”，而美国军力已经捉襟见肘。空袭才进行一个月，美国的巡航导弹库存就已告急。军事巨人的弱点可见一斑。

　　美国还大肆宣扬它在科索沃打了一场“零伤亡”战争，不损一兵一卒。实际上，北约凭借技术优势，在科索沃打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为了躲避炮火，北约的飞机从不敢低于1万英尺高度飞行。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南联盟军队的损失；另一方面却能把难民车队和中国大使馆当成目标。此外，还给公众制造一种错误印象，以为美国有能力“零伤亡”地取得胜利。今后美国决策者面对公众的高期望值，恐怕反而不敢贸然动武。

　　美国的“胜利”恐怕连自己的老百姓都不敢恭维。科索沃停战后，美国各大媒体纷纷举办民意测验，结果却很让人尴尬。盖洛普和CNN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4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和北约取得了胜利，53%的人认为根本不是胜利，7%的人不清楚。另一项调查询问“克林顿政府在科索沃问题上是否执行了明确而深思熟虑的政策”，结果43%的人赞同，52%的人反对，5%的人不发表意见。其它民调机构得出的结论也都差不多，整个战争期间，克林顿获得的支持似乎从没有超过60%以上。

　　实际上，美国卷入科索沃战争是它自己政策错误的结果。傲慢而自以为是的美国人以为米洛舍维奇和南联盟人民“嗅到几枚巡航导弹和炸弹的火药味后就愿意坐下来谈判”，于是在朗布依埃会议上提出任何主权国家都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结果把自己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好硬着头皮进行战争冒险。

　　幸亏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先生一向洪福齐天，“拉链门”没能关住，“科索沃门”也侥幸过了关。弹冠相庆之余，克林顿恐怕是没有胆量再来下一次了。科索沃战争已经给人类的良知制造了太多的灾难，够了，总统先生，别胡闹了！（余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