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三枚导弹洞穿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大楼，也同时洞穿了中美双方一直小心维持的双边关系，使其一度降至冰点。回首“炸馆”事件一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人们不难看出，在中美之间，尽管已形成了某种互动的和合作的关系，甚至包括“战略伙伴关系”，但也一直存在某种干涉与被干涉的关系。对于中国国内的事务，特别是在人权与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奉行干涉主义政策，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于中国的国内事务，更决定于美国的国内事务，决定于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战略的选择。

　　接触与遏制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存在两种选择的争论，即“接触”(engagement)与“遏制”(containment)。后者也许译为“围堵”更好理解些。所谓“接触”就是在各个方面尽可能地维持与加强同中国的联系，包括经济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减少贸易限制等；在政治上使双方的争端降到最低限度，把中国纳入各种国际体系之中，并且加强双方的军事联系。这一政策的主要假定是：“接触”会使中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并且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所谓“遏制”，就是采取各种手段抑制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不能成为美国的对手，包括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抑制中国军力的增长，阻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为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限制对中国的贸易与投资，阻止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转让，并且需要动员美国的盟国与美国密切合作。这一政策的主要假定是：中国的强大就意味着与美国的冲突，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就要防止中国的强大。总之，这两种政策的意图，一种是想以“接触”减少冲突，另一种是想以“遏制”防止冲突。

　　这两种对华政策到底哪种更有利，对于美国来说一直是个两难选择。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实行“接触”，中国肯定会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它可能成为比较符合“美国标准”的国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难以相处的东亚对手，并最终成为一个世界权力的挑战者。

　　一些美国人认为，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强大首先会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国家首选的安全伙伴，当它的国力接近或赶上美国时，它就会谋求霸权并改变国际规则。按照美国某些研究报告的时间表，在2050年前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但在2015年就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大国，成为一个多维的地区竞争者(multidimensionalregionalcompetitor)。就这一前景而言，一些美国政客认为不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而必须予以“遏制”。

　　但实行“遏制”也有难题，第一，由于“中国威胁”还远不是现实，而且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以这样的不确定假定为依据是很难在美国国内取得一致同意的；第二，实施“遏制”必然导致中国对美国的严重敌意，从而会把中国推向完全不利于美国的方向；第三，实行这样的政策美国很难动员盟国同自己一起干，而没有盟国的支持，所谓“遏制”是根本行不通的。

　　“接触”与“遏制”的两难，产生了一种“第三条道路”，即接触与遏制的结合，英语叫作“congagement”，即把两个英文词拼在一起。这一政策的要点是：修正“接触”，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另一方面则保持遏制压力，加强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诸如加强美日军事关系、日韩军事关系，加强东盟各国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加强美国与东盟的军事关系，并且加强保卫台湾的承诺等。这种“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加强联系与遏制围堵双管齐下。

　　回顾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纯粹的“接触”或纯粹的“遏制“，而是一直摇摆于这两者之间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就像中国古人所讲的“霸王道杂之”。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两国关系中“接触”始终是主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两国之间就成为冷战关系了。

　　美国对中国之所以有“接触”，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两国间存在深刻而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经济上双方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在安全及其他国际事务上双方也有共同的利益。美国要在中国谋求经济利益，在世界事务中追求其安全利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美国对中国之所以有“遏制”，则是出于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来年看，中国是与美国迥然不同的大国，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第二，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未来必然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并成为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不过，这第二条并不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根据，因为中国向美国地位挑战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假定，没有人可以确定中国有多大可能会成为这样的国家，或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这样的国家。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说教，它在美国国内引起政策选择的争论就不足为怪了。

　　中美之间的麻烦与美国对台战略的基本逻辑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存在这样一种困境，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麻烦与波折之中。当美国政府的政策以“接触”为主的时候，两国关系的发展就将比较顺利，但也会不断出现小麻烦，而当“遏制”的一面突显时，则会出现大麻烦。1999年以科索沃战争期间美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考克斯报告》的出笼为标志，中美关系就遭遇了重大挫折，一度跌到冰点。

　　在中美关系中，有麻烦的问题很多，包括人权问题、贸易问题、西藏问题、军售问题等，其中对双边关系影响最大也可以说最具危险性的就是台湾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至今仍保持着与台湾的特殊关系，没有真正放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因此台湾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就无宁日。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基本方针是尽可能长地维持现状，即希望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美国的逻辑是：台湾的未来要看中国的发展，如果中国变成更加“民主、友好的”力量，美国就会比较赞同中国的统一，相反，如果中国变得更具“敌意”，那么美国就将采取一种支持台湾“事实上独立”的政策。美国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要采取一种“模糊”政策，即表面宣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但却希望中国统一进程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与价值选择来进行。基于这样的一种政策，美国显然不希望台湾海峡出现事端。因为一旦两岸关系紧张，“统”与“独”的斗争白热化，面临战争危险，美国就难以再实施它的这种“模糊”政策了，它将不得不明确地作出支持两岸统一还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严峻抉择。这一抉择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最大困境，因为这关系到美国是否与中国开战的问题。

　　1979年美国通过的“对台湾关系法案”规定，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要求美国要有能力抵制可能危害台湾人民之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的任何类型的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这一法案一直是美国干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据。然而，当和平统一台湾不能实现而中国不得不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美国要根据这一法案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乃至大规模战争行动也是很难下决心的，因为它还要判断这个问题对其利益的相关性。

　　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利益

　　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它的利益有三类：生死攸关的利益、重要的国家利益、人道主义利益及其他利益。第一类利益涉及美国的生存，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对这类利益美国一定要采取行动，包括采取单方面的果断军事行动；第二类利益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康和美国所在世界的性质，主要指美国有重要经济利益或有安全承诺的地区，例如美国认为在海地、波黑、科索沃采取行动就涉及这样的利益；第三类利益是根据价值观可能采取行动的利益。按照美国的这种利益界定，台湾问题肯定不属于美国的第一类利益，因为它并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不影响美国的生存。它只能涉及第二类或第三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采取的是有限的行动。实际上，美国与中国建交后一直没有停止对台湾的有限干涉行动。对台湾的军售就是有限的干涉行动。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的决策者是难以采取类似于越南战争的方式与中国大打出手的。不过，美国也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台有限军售的范围内，而很可能采取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行动。经济制裁、军事封锁、对台湾军售急速升级以及对中国大陆的有选择的军事打击等都是可能的选择。

　　由于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利害极大，因此未来5至10年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较严重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台湾局势怎样发展。而台湾局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台湾新一代领导人作何种选择。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迅速走向独立；二是长期维持现状；三是就统一问题与大陆开展和平谈判。从结果看，前两种选择肯定会导致严重后果，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有出路。实际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台湾实际上面对的是“战”和“统”这样两种选择，而美国对中国两岸统一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实际上也只有这两种选择。

　　未来中美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变数很多。也许，最大的变数就是变幻莫测的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国内的大选，政府与国会的矛盾，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就这一点而言，有时我们确实很难从国际关系的理性角度进行预测。美国的政治家们未来会抛出一些什么“报告”，提出一些什么“法案”，或是美国某部门是否会再次看错地图“误射”导弹，谁又说得清呢？文/李少军

　　(原文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5-6期，此稿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