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胡德-巴拉克生于1942年，1959年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的特遣部队服役。在这支部队里，他因出色地完成任务而多次获得勋章。

　　巴拉克1976年获得希伯来大学数学学士文凭，197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硕士文凭。

　　巴拉克1994年退役后，去美国进修，回国后于1995年加入工党。他1995年7月-1995年11月22日任内政部长，1995年11月7日任代理国防部长，1995年11月-1996年6月任外交部长，同年12月2日出任内阁核心小组成员。1997年6月3日当选工党领袖。1999年5月当选以色列新总理。

　　巴拉克主张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上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根据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的命令，以色列驻黎巴嫩南部军队于当地时间24日清晨全部撤离南黎“安全区”，从而结束了以色列对南黎长达22年的占领。身兼国防部长的巴拉克在24日凌晨下达的命令中说，根据22日安全内阁的授权和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进行磋商，特命令驻南黎国防军全部撤回国内。

　　就在巴拉克下达从南黎撤军的命令前夕，巴拉克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记者专访时，第一次打破他在公众心目中沉默寡言的形象，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童年经历、当总理的感受以及对中东和平的期望，谈到动情处，这位在人们眼中有“铁汉”之称的总理，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关于童年的时光

　　关于童年时光，巴拉克直接提到的不多，他的童年回忆大多与他父母那一代人沉重的战争经历密切相关。

　　“我出生和生长的基布兹农场很小，父母住的房间也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小衣橱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淋浴。惟一的冰箱被放在公用的厨房里，而且长年上锁。时不时的，我会偷着把冰箱门打开，从里面拿西瓜吃。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从冰箱里偷拿了一些巧克力，分给周围的小朋友吃，后来才发现，那种巧克力是专供糖尿病患者吃的。”

　　“在我的童年生活里没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概念。我的祖父和祖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遭杀害，当时我3岁的父亲亲眼目睹了自己父母遇害；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死于二战中的纳粹大屠杀，我母亲当时是19岁，她的所有直系亲人都未能逃过大屠杀的厄运，因此我没有舅舅，也没有姨妈。”

　　“我的父母平时不大说话，他们都是性格内向的人。他们那一代人身负极强的责任感，不会在孩子面前表现自己的软弱。我母亲就从来不说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故事。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会自己观察。我注意到基布兹农场里有一个阿姨，每天在农场食堂里吃完饭离开时，都会在胳膊下夹一块面包。我问大人们这是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这个阿姨在集中营里呆过，那段经历使她每天都要存一块面包，以保证第二天还能有东西吃。这番话让我感觉到一阵寒意，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

　　关于自己的性格

　　“记得在今年的大屠杀纪念日，我去大屠杀纪念馆参加追悼活动。有一项内容是朗读有关大屠杀的故事，一个500多字的故事让我感动至深。故事是说一个在欧洲某犹太聚居区打扫卫生的犹太男子，一天，他正在扫马路，抓犹太人的汽车来了，纳粹分子将犹太人押上车，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的三个女儿在被押上车后，看见了他。他冲她们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他7岁的大女儿懂事地制止住自己的两个妹妹。就这样他目送着卡车将他的三个女儿带走，从此再也没见到她们。他活下来了，但却活在梦魇中。他去求一位医生，能不能让他的耳边不再响起尖叫声。那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当时正是下午，但是听到这里，我，一个国家的总理，站在那里，就那样毫无顾忌地泪流满面。这个故事让我心碎了。”

　　“不仅是大屠杀，有时看浪漫伤感的电影，我也会流泪，比如《爱情故事》。像意大利故事片《邮差》，只是讲述一个男人寻找自己、寻找爱的经历，但是它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让我唏嘘不已。也许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千万别误会，我也很喜欢笑，喜欢喜剧片。当我和家人一起去度假时，我是最活跃的。”

　　“我不清楚为什么在公众的眼里，我是一种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形象，可能是平时我接受采访时，很少谈自己，也可能是电视的原因。我不是一个影视明星，不会在摄像镜头前表演，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平时很少在这方面下工夫，除非是在竞选期间，因为要做宣传片，我才会研究一下最好的拍摄角度等。除了电视外，我在舞池里也是个外行。还有一些领域，如足球等也是我的弱项。我很长时间没踢球了，如果让我突然上场，表现肯定会让自己难堪。”

　　“对我来说弹钢琴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总理官邸有一架很棒的钢琴，有60年的历史了，但音质依然不错。可惜我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所以有时我会在凌晨2点钟、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坐到钢琴前尽情地弹上一曲。我喜欢夜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出自习惯。我从18岁到30岁期间，由于工作性质，常常是在夜间行动，自身的生物钟已形成了。而且晚上工作也有很多便利条件，没有电话，没人打搅，外面也不嘈杂，你的思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关于总理的工作

　　“如果你参加过军事行动，参加过战争，你就会明白很多事情，因为最优秀的人在你身边倒下了。你会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他死了，我却活着？为什么他躺在地下，而我却在总理官邸招待我们那些还活着的朋友？这种命运的偶然性会使你感到身负一定的责任。我确实感觉自己是个公众的使者，人民的使者。我总是在想，那些选我当总理以及那些没有投我票的人，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梦想。”

　　“我曾有幸在许多总理身边工作过，但是当我自己成为总理后，我才发现在外面看和自己亲自做完全是两码

　　事。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在拉宾政府内担任内政部长时参加的第一次内阁会议，是讨论从约旦河西岸撤军的问题。我一向对撤军有所保留，在开会的前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自己应该如何投票。我知道拉宾肯定希望我投赞成票，但是我不能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结果内阁会议结束后，拉宾对我很生气，他的愤怒在几个月后都无法完全平息下来，此后不久他就遇刺身亡。当时，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愤怒。我认为，他应该赞赏我在某些问题上坚持自己立场的做法。但是今天，我完全理解他了。因为作为总理，我亲身体验了要赢得对自己政策的广泛支持、尽量减少反对力量是多么艰难的事，这对于一个总理来说又实在是太重要了。”

　　“担任总理后我还发现，你需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联合政府内部的事务，化解可能发生的执政危机。你虽然站在行政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但是你要付出80%的精力，试图使自己保持平衡，不至于从塔尖摔下来。”

　　“如果说我担任总理以来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本来应该更重视与人的交往，与部长、议员以及其他人士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还应该更多地与以色列民众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我应该亲自向他们解释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原因，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认为最后的结果会说明一切。”

　　“但是在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大事方面，我认为我们没有犯错。也许在阿布迪斯的问题上，我犯了个错。我应该在执行约旦河西岸第三阶段撤军时，就果断地将其转为完全由巴勒斯坦方面控制的地区，这样的话，它也不可能演变为一个事关联合政府存亡的大问题。”

　　关于以叙和平

　　“我们一直以为，叙利亚方面了解以色列对基内雷特湖(又称加利利海)的主权也包括其东北岸边一块宽约10米、30米、或70米的地带。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一块宽约几百米的地带。但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今年3月举行的日内瓦首脑会晤上，阿萨德拒绝接受这一点。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在接到克林顿通报会晤失败的电话后，我对自己说，真可惜！几个月来，我一直对以色列的那些大记者说，以叙和平的机会是五五开，希望他们不要期望过高；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我又应该尽量抓住眼前每一个缔结和平的机会。”

　　“以叙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叙利亚人不关上和平之门，我们也不会关上它。但是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机会可以说很小。”

　　关于以巴和平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则完全不同，因为它包含文化、宗教以及民族冲突的方方面面，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将这个地区变成另一个波黑。我对以巴缔结和平条约有信心。”

　　“在我同阿拉法特的会谈中，他一般说得很少。但他十分专注，他是个具备持久、清晰战略思维的领导人。我认为，和他谈判不会轻松。他是位杰出的、担负历史重任的领导人，他可能是能与我们达成和平协议的惟一的巴勒斯坦人。”

　　“我曾对阿拉法特说，同我和外长利维打交道可能很难，因为利维来自右翼，而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翼。但是他同我达成的和平协议一定能获得通过，因为我们都有缔造和平的诚意，我们都清楚一旦和谈失败，双方定会走向对抗，两边的墓地数又会增加很多，不仅战士要牺牲，无辜的平民也会献出生命。目前以巴需要的是坦诚相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长达百年的冲突，要解决它，不是一件易事。”

　　关于从黎撤军

　　“我从未回避过从黎巴嫩撤军可能产生的风险，即使在我去年参加总理竞选时，我也没有回避过。但是如果保证以色列国的安全，意味着必须在它的所有邻国境内都建立一个由以色列控制的安全区，那么我们就会永远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并且要承受由此带来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从黎巴嫩撤军是符合以色列利益的。”

　　“我很清楚，如果撤军顺利，一切都很完满，以色列全国将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撤军的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那么我是要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因为是我率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建议从黎巴嫩撤军使我在去年大选中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最终我要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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