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专访（驻京记者狄建荣）荣毅仁，海内外著名的人物，原来的民族工商业者，新中国上海市的副市长、共和国副部长，国家副主席，连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建党80周年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从1949年上海解放算起到现在，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合作、共事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共产党领导人的高风亮节，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50多年的经历，归结到一点：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这条路是走对了。”
见到了共产党，疑虑全消
记者日前见到荣老时，只见85岁高龄的他，依然神清气爽，身板硬朗，声音洪亮。话题是从上海解放谈起的。还是那浓重的无锡口音。荣老回忆说：“1949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信念留在上海不走的。虽然如此，心中仍然存在两个疑虑。一是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办实业有没有希望。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大批撤离，传说解放军要进城。我们怕吃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我坐在客厅里。第二天清晨6点多钟，公司的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到我家来报消息。我问他怎么过来的？他告诉我，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我说：真的？他说：真的。我就开车出来，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战士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未清除，不安全，劝我不要再向前。解放军军纪之好，真是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时，我的第一个疑虑开始消除了。”荣老接着说：“6月2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下午，上海市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大官’陈毅市长。他中等身材、体格魁梧，器宇轩昂，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布军装。令人惊异的是，脚上穿的是布袜草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边说还边捻着桌上的花生米，嗑着瓜子，神态可亲可敬。他向我们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鼓励我们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政府商量，政府会帮助大家的。文质彬彬的潘汉年副市长也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使我心中存在的第二个疑虑开始打消了。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公司，对等候在那里的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
促膝谈心坦诚相见
“共产党的干部不仅革命本质好，而且工作作风好，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用促膝谈心的方法做思想工作，国民党官僚根本无法相比。”谈到解放初在上海同党的高层领导的交往，荣老讲了两次聚会。一次是潘汉年副市长主动要求同荣老会见，另一次是陈毅市长到他家看望。他说：“同潘汉年副市长的会见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那是第一次同共产党高级干部见面，心内不免有点紧张。可潘副市长十分随便，见面后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使我一时的拘谨很快消失了。潘副市长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话不紧不慢，引人入胜。大家话越说越多，既谈正事，也说闲话，像老熟人一样。他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经营，多起作用。把陈毅市长请到我家是1949年‘八一’慰劳解放军以后。八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和夫人董慧光临我家。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也来了。大家穿着便装，在我家花园的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闲聊。陈市长还时不时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有什么意见，我都坦诚相告，气氛十分亲切融洽。”荣老说：“这两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使我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胸怀和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的心也向党更靠近了一步”。
人民政府雪中送炭令人感动
说起上海解放初共产党和工商界合作恢复生产那一段，荣老十分激动。他说：“国民党1950年搞的“二·六轰炸”，使上海遭到严重破坏。时值阴历年关，工人等着发薪过年。我们的工厂因为生产和资金困难，一时发不出工资。一天，有些工人来到我家里，要求立即发工资。我刚好没有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托盛康年请求潘汉年同志帮助。汉年和市委商量后，一方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方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厂工会的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和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到了缓和。这件事令我终身难忘”。荣老说：“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帮助我们缓解劳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我们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申新数量不小的贷款。”荣老感叹地说：“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有天壤之别。消息传到香港，使留在那里的资本家很受感动。申新系统的人也有从香港汇来资金和原棉，帮助厂里克服困难的”。
毛主席亲自教诲，鼓励进步
50年代那一段，对荣老来说，感触最深的自然莫过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他说：“上海解放以后，私营工商业者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是可亲、可信的。但他们在新中国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这是他们经常在想但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到了1955年底，毛主席亲自来给我们做工作了。10月27日和29日，毛主席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第一次在颐年堂，只有黄炎培、陈叔通等少数人。第二次在怀仁堂，人数比较多，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个人的命运是可以掌握的。他要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还亲自到我们申新九厂来视察。毛主席一下车，看到我，便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毛主席到已经公私合营的申九来视察，对上海的公私合营工作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1月20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向曹荻秋副市长递交了合营申请书，并当场获得批准。”说到当时的热闹情景和大家那种兴奋的心情，荣老显得很激动。他说：“定息多少，是合营后大家最关心的事。多数工商业者是‘坐三观四’，嘴上说只要三厘，心里想四厘。毛主席党中央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宣布定息一律五厘，七年不变，还可拖个尾巴，大家十分开心。到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和命运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两只脚都踏进了社会主义。”
回顾解放以来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同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岁月，荣老说：“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力于保护和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