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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这样俗-关于王朔质疑袁博导的逻辑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1月19日 10:21 金庸客栈

  近来有关王朔指斥金庸的争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支持王朔的高亢嗓门。有两家报章分别以《王朔有知音袁博导抨击 “金大侠”》(11月15日《扬子晚报》),和《学术界向金庸发难博导指出“大侠”痼疾》(11月18日《云南日报》 )为题,报道了63岁的博导袁良骏对金庸的批评。既然袁先生乐于接受这样的称谓,不妨如此称呼。原以为这场本来“扯淡 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的争论,象是有博导往“学术”道路上指引航向了。可惜翻检了袁博导的几篇文章后 ,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反而有点自我标榜,趁机添乱的味道。这里且不谈对金庸作品如何评价,只质疑博导“学术批评”的逻 辑。

  袁博导最新发表的文章是《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11月10日《中华读书报》),该文的逻辑是非常怪诞 的,至少有三点:如说“以金庸之才识,去进行全新的纯文艺创作,未尝不可以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有人说 :金庸是浪漫主义。可惜,他‘浪漫’得太不彻底,何不去写一部《西游记》似的新的神话小说?”“小说是容许虚构的,但 金庸这样亦真亦假、虚构交织信史的写法是不能被认可的(按《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是否属于此种情况?)。其实,金 庸完全可以丢掉武侠小说的拐杖,去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小说”。“博导”而又“63岁”,语气之间,活象是在谆谆教导 初学写作的小青年。可惜金庸比这位“博导”还年长了15岁,而且在“博导”还当助教的时代,就已然完成了他侠义小说的 全部创作了。“博导”这种假设的语式,已然是马后发炮,全无意义。

  二是袁博导断言清末民初“泛滥成灾”的武侠小说,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学摧枯拉朽的对象”,复说“和祖国大 陆不同的是,在台港澳地区,武侠小说从未被查禁,照常出版、发行。”等于承认了武侠小说是被“查禁”,而不是被“‘五 四’新文学”及其批评“摧枯拉朽”的,逻辑自相矛盾。这其实已经说明了它所以会“反弹”的重要原因。还珠楼主(李寿民 )等武侠作家是50年代才停止了写作。已故沈玉成先生是袁博导的学兄,也是本所博导,曾告诉我他们还成立过“还珠楼主 读者俱乐部”,每年聚会一次。

  “五四”新文化主将兼古代小说研究的开拓者鲁迅尝言:清末侠义小说的产生,“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梦》,其 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而后者“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 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这个评价并不算低。事实上 ,在辛亥革命前后,侠义小说还成为革命人士的鼓吹武器,如叶楚伧写《古戎寒笳记》、苏曼殊作《焚剑记》等,连鲁迅亦写 过《非攻》、《铸剑》、《奔月》诸篇。

  三是袁文武断地说:“这里,触及了一个要害问题: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正因为有了他的武侠小说,他才 敢于创办《明报》;他的《明报》的畅销不衰,主要也是依赖他的武侠小说撑门面。武侠小说写得越长,《明报》的寿命越长 ,金庸的财源越广。”且不说畅销本身绝无过错,《明报》创建之初,连载金庸小说确实打开过销路。但作为华文大报,《明 报》另有其存在发展的独立价值。最显著不过的事例是,金庸停止小说创作20多年后,《明报》仍然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 纸,至今犹在“一国两制”的格局中发挥着自己的功用。博导既然自诩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客座”,那么对《明报》 的实际情况并非无知,而是故意混淆。这里逻辑的肆意延伸,已经到了不顾事实的程度。这样也称“学术发难”,岂不有辱“ 学术”?

  我们记得,去年“博导”就发表过一篇妙文《金庸的大家风度》(98年9月23日《中华读书报》),那里面最有 趣的是以金庸答问所说“我毕竟是个小人物”,“我的小说并没有学者赞扬得那么好的程度”等立论,来悬测金庸“恐怕不是 一般的谦虚,而是充分表现了他的历史观。何谓‘大人物’?在他心目中恐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 乾隆、孙中山、毛泽东……一流人物,即曾经左右历史的浮沉,扭转乾坤者是也。”已有强加于人之嫌,进而又说“当一些学 者大讲武侠小说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将要成为‘经典著作’时,金庸却兜头来了一瓢冷水,这都是很出吹捧者意料之外的 。究竟是金庸说得对还是那些吹捧者说得对?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可惜这招“打着金庸反金庸”的逻辑,是丝毫不明白“诠 释学”的呓论。从诠释学看,作家完成创作后,已经表达了他全部的真实的见解了。如何评价,应该是别人的事。不是有些年 轻作家去年公布自作的调查结果,再宣布自己为“当今第一”吗?如果都依照作者的自我估价来写文学史,那不是荒唐透顶的 一本书?还要博导来作甚!

  袁博导这篇文章中因金庸的自贬,曾毫不吝惜地赠予褒言:“金庸的大家风度,也几乎是所有文学大家的风度。”但 转过年来,一方面承认金庸小说“从整体构思到人物塑造到语言运用,都力图创新求变,都努力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世 界优秀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却又对金庸“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 舞台了!”一舌而两歧,一面而两颜,不知是前后矛盾,还是实用使然?何况勒令数以亿计读者的阅读现实“退出新的文学历 史舞台”,这种句式已无关文学批评,倒象是行政“查禁”,如果博导有这个权力的话。

  袁博导还有(《“评点金庸”话短长》99.5.26《中华读书报》),激烈反对冯其庸称金著为“经典”,曾反 问“‘经典’是否需要一点历史的考验?是否需要作家百年之后由子孙去评定?当面奉送“经典”桂冠是否略嫌肉麻?”头一 问有道理,第二问无根据。金庸小说流行已近50年,又有覆盖全球华文区的阅读实践,而且至今并没有消停衰歇的趋向,仅 此一节,已有认真研究和批评的必要。至于“经典”与否,原不必这样死乞白赖地纠缠争执。这让我想起钱锺书在《论俗气》 中,因《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杜慎卿“雅的这样俗”,而举《随园诗话》所谓“人但知满口公卿的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 卿之人更俗。”

  这又涉及到袁博导和王朔都口口声声谈到的“雅俗”。钱锺书没有博导的头衔,但他在为评论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册子《文学中的俗气(Vulgarity inLiterature)》而写的《论俗气》中说:“ 假使一个人批评一桩东西为‘俗’,这个批评包含了两个意义:㈠他认为这桩东西组织中某成分的量超过他以为适当的量。㈡ 他认为这桩东西能感动的人数超过他自以为隶属着的阶级的人数。”“事物本身无所谓雅俗,随观者而异,观者所以异,由于 智识程度或阶级之高下。”说明“这种现象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

  金庸小说的某些组织成分不对王朔及袁博导胃口的“量”,或者超过他“自以为隶属着的阶级的人数”,这都无所谓 ,他们尽可以不看(实际上也未曾认真读过)。但要命的是非要跑出来责怪其他愿意读金的人是“睁眼瞎”或者“低档次、低 品位”。语云:“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可以肯定,袁博导的批评并不象他声称的那样代表“学术界”,或者具有“学术 ”意义,而只是以出于“雅”对“俗”的偏见。他在文中屡次提及“全新的纯文艺创作”,“严格的纯文学创作”,不知这个 概念是否经过定义,有无中国样板?

  本来既以为鄙俗的作品,是无须博导讲这么一番道理的。以“雅”压“俗”,自居“高品位”而排斥“鄙俚”的老调 子,文学史上从未少见,这番逻辑也陈旧得可以了。看来一个是不懂装懂,一个则是似懂非懂,半斤八两。至于袁博导说,他 “油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杂文——《名人和名言》(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鲁迅在文中说:“名人 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我不知道戴上“博导”头衔算不算“名人”,只知道新浪网(htt p://www.sina.com.cn)上已有“田夫野老”贴了几篇针对他的驳斥文章,有空不妨自个看看。

 新浪网友 萧为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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