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带着他对祖国 、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 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 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 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应当将他作为 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从而进一步总结一代大才成 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一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一九一○年生于江苏无锡， 幼承家学，其尊翁基博先生是颇有成就的国学家。钱钟书天资过人，自幼即以多才蜚声乡里，代父司笔札。青年时代就曾受到 前辈学者陈衍、钱穆、张申府、吴宓等的高度称颂，被誉为“人中之龙”（吴宓语），指出他“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 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钱穆语）。可以说，他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一九三三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 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 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一九五三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 邀顾问。六十年来，钱钟书先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辛勤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解放前出版 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 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 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 献。自五十年代以来，钱钟书出色完成了党和国家委托的工作。早在一九五○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 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 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一九七二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一九七四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 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是本世纪我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拉丁文，而且对 西方的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一位听到过他讲演的德 国教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说“他是我生平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一位美国学者则称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 智者之一”。博学的胡乔木同志曾说：“同?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 文，我实在听不懂”。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 ，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他为学 不迷信任何偶像和权威，对任何问题都充满着犀利的批判眼光。《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 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 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 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 学术价值。《管锥编》虽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 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钱钟书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其涵盖面也一定会更广阔。但 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 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到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 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疏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 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 途更宽广也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的著作表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 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为内涵，而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 ，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是前瞻性的。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 在唁电中说的“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正是十分准 确地指出了钱钟书的学术业绩对于世界和未来的意义。

　　钱钟书的每一部著作都以深邃独特的思想、新颖广博的知识和优美幽默的文字令人百读不厌，而且是每读一次， 就会有一次的收获。钱钟书本行是文学，但是研究领域绝不只限于文学，即使是讨论文学问题也是高屋建瓴地结合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许多领域的知识综合考察文学的规律与特征。

　　可以说，?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他也是一个多面手 。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以后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等方面的成就也为文学界称赞。特 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 细地研究和总结。我们希望培养出更多的钱钟书式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要下大气力研究钱钟书，总结他的学术道路 ，把他的治学经验真正学到手。我想，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正在展翅腾飞的祖国和亿万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应 该努力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二　　当今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知识创新层出无尽。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 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 ?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 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十分关心当前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仅包括文 学，而且及于哲学、史学等领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 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作为宏通渊博的学者，钱钟书从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总是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总是如饥似渴地吸收、采纳 新知识、新学说，总是在思考并发现新问题，寻求更新更准确更深刻的答案。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 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撰写著作，在付印以前要反复修改润色自不必待说 ，就是已经出版了，在钱钟书看来也不是工作的终点。书出版以后，他仍然研究不辍，总有所补充，有所修订，所以他的书几 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四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 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而且还大量吸收了西方当代兴起的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 使这部三十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一九七九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 ，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同样，他的《宋诗选注》乃至长篇小说《围城》，在重印时也都作了一些修改。这里既有对排 印错误的改正，也有不少是对原文的修订，对资料的增删，甚至有成段的改写。这一切充分体现了钱钟书在学术和创作上精益 求精、永不满足的精神和对自己著作近于苛刻的态度。可以说，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学术精品意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 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 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事实上，钱钟书的成就也主要不是靠他的天才，而是靠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所取得。他的成就再一次 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五十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 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 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 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 钱钟书爱书，熟悉书，了解书，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 寻来的，可以说渗透着他的心血。钱钟书读书最肯下苦功夫，又最具探索精神，最爱追根究底，最善于把读书所得的知识融会 消化，比较参证，互相发明。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 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还有一个例子，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 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 是五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这是名副其实的厚积薄发啊！即使在条件不好的时候，他也照 样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据说有一次他在旅途奔波了一个月，生活很不安定，但每天仍是手不释卷。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 二年中，钱钟书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在这样的环境下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不放过任何一 点可以利用的时间，他这种顽强的学习精神实在是感人至深，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 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学术品格。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 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凡是曾向钱 钟书请教过的年轻同志，都有如坐春风，甚至有与先生一席谈，“胜我映雪十年功”之感。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 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当然，对于浮夸取巧、华而不实的学风，对于弄虚作假、追名逐利的行为，钱钟书是 深恶痛绝的，这种现象无论发生在谁身上，他都不能容忍，都会在言谈和文字之中有所批评有所讥讽，有时还相当尖锐激烈， 给人以严厉的印象。其实，这正是他对学问人品持极端老实态度的又一方面表现。为了学风的纯洁健康，为了在学术界树立正 气，我们很需要提倡这种刚正不阿、而又智慧充溢的人格风范。

　　三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他谦逊有加，从不以此为傲。早在一九四五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 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 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是颇能再现?书先生风貌的。

　　精深的人文情怀，是精诚的爱国情怀的精神支柱。钱钟书的风骨来源于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打开《槐聚诗存》 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一九三八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 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 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 靡?”（《谈艺录》）的故国，和自己的祖国同忧愤、共患难。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 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深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我们俩当时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 …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拚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 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 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 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 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 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 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长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无论是在个人研究还是在集体撰著中 ，都受到所长何其芳同志的高度尊重和信赖。何其芳同志经常教育所里的同志要尊敬钱钟书，要虚心地向他请教。何其芳同志 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写的文章，在发表之前，经常要先请钱钟书过目指正。钱钟书对其芳同志的为人和学问也很赞赏，所以总 是诚恳尽心地给他以支持和帮助。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 至，对他在学术上的独特造诣深为了解，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 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因此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 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这是非常可贵 的，值得我们永远作为榜样学习的。八十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扩大本院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加强国际学术文化交 流，并更好地推动学术工作的发展，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 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 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例如，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负责人、著名的意大利学者普拉齐 先生来华探视钱钟书，钱钟书就趁机请他与社科院的同志座谈，遇到困难问题时，钱钟书还亲自为之翻译，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一百余 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 是?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严冬即将逝去、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正 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政治的大气候，给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文化创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自由驰聘的天地。钱钟书 的旧作，如《围城》这一部过去遭到过攻击非难的作品不仅再版了，而且印行了几十万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被译成了 英、法、俄、德、日、丹麦、荷兰、韩等十多种文字，享誉于世界。钱钟书饮誉文坛的《槐聚诗存》，以及他的优美隽永的散 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再版了，学术论著《谈艺录》增订本再版了，而且“体大思精”的《管锥编》及其补遗问世了，视名利 如敝屣的?书先生广为中外关心学术和热爱文学的读者所知，并受到应有的欢迎和尊敬。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 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四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和许多同志一样，我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他书中所阐述的深邃哲理， 常常使我受到启发，他的幽默机智，常常在让我忍俊不禁之后，感到回味无穷。尤其使我钦佩的，是钱钟书文章所显示的知识 之广博、风格之高峻、词采之雅丽。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 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 我坦诚交换。去年十一月，恰逢他八十八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 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 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晚八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二月十 八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先生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 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七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先生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 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按照我们的想法，钱钟书的后事应该跟他的身份、贡献和影响相称。但杨绛先生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 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钱、杨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 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先生，经过反复研 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专心学问，淡泊名利，不喜俗套，最忌张扬招摇，他的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 礼和俗套。然而，我想强调的是，钱钟书的学术丰碑早已建立在中国乃至人类的文化史、学术史上，今后将永远存在于我们每 个人的心中。对钱钟书最好的纪念应该是认真地研究他的书，学习他崇高的精神和品格，发扬他博大而谨严的学术风范。

　　钱钟书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他 的崇高品质和他的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杰出的学术和创作业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瑰宝，而且属于全人类。作为后来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体人员，以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继 承并发扬钱钟书先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科学的精神，以弘扬中华文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己任，为 此锲而不舍，奋斗不息。

　　钱钟书先生作为20世纪人文学术的杰出象征，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和一个崇高的学术文化标准，启 迪着和激励着新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充满求实态度和创造精神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天地，实现中华民族文化 的伟大复兴。李铁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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